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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老家而不是故乡 关于乡村的思考

A-A+2015年5月22日11:58新浪海南评论

  老家与故乡

  相对于普通话,海南话是另一个世界的语言。在海南话里,“故乡”这个词恐怕不会在任何一个人口中出现——我们可以在海南话里找到相对应的字的发音,但口头语里,“故乡”不会被任何一个人说出。若是找一个意思相近的词,恐怕海南人说得最多的,是“老家”。

祠堂祭拜祠堂祭拜

  我的老家瑞溪镇历史悠久,于清康熙年(1663)已建集墟,原名崩溪,后因“崩”寓意不祥,故改“崩溪”为“瑞溪”。由于这个小镇就在海南岛的母亲河南渡江边上,在农耕时代,水上运输的便利,曾让其有过一段辉煌的年代,在一些地方志里,它曾被称为“小苏州”。瑞溪镇辖下的田地平坦,又临靠南渡江,利于种植、养人,这使得其在农耕时代的人口就十分密集。人口密集带来的第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土地不够,我老家下坡村,人均耕地面积为五分地,若纯粹靠种地,不饿死已经是幸运,哪还有可能发家致富?可也正是如此,老家的大部分人都外出做小生意,几十年前,我曾祖母曾熬牛油制蜡烛来卖钱,我大伯公收购生猪走水路运往海口,再为相邻两三个镇子中药铺购回所需的药材;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村里有瓦窑,烧好后,借水路运往各地。也正因为人口的极端密集,我们村对宅基地的规划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完成,我们村的房子,一路一路数下来,整整齐齐,都是南北向,不歪不斜,各家正房一样大,院子一样大,若从空中俯视,便是整整齐齐的方格——某些山村的那种一家独占一个山头的“气派”,只能仰视而不可及。

镜主庙祭祀镜主庙祭祀

  可能也是因为土地的严重不足,让下坡村的人不把外出当成多么难以忍受的事情——当然,这个外出,有时仅限于海南岛内,琼州海峡以北,往往让他们觉得遥远。琼州海峡在地理意义上的阻隔,在某种程度上,让海南岛保存了一些传统的东西。因此,若是思考海南的乡村,是完全没法避开这条海峡,没法避开这条海峡所包围着的海南民间社会的传统。

  祠堂、祖屋、村庙和传统节日

  孔子说:“礼失求诸野。”海南岛尚未被现代生活完全冲击殆尽的“礼”,就是海南民间社会中的种种习俗。海南现在成了“国际旅游岛”,各种节日尤其是春节,大批内地游客涌来,这让海南人没法理解——过年都不在家过,跑来这地方旅游,算是过年?几乎所有的节日,在海南民间,都得到极为完好的保存,而且还有着越来越重视的迹象。除了全国都过的传统节日,海南各村镇都有各自的军坡节、“公期”、“婆期”。军坡节祭拜的,是南北朝时期平定海南的冼夫人,伴有模仿冼夫人行军的盛大游行,谓之“装军”;公期则是祭拜各处的境主、村神。这种对传统节日的重视,当然伴随着种种吃喝风、赌博风,但是也正是这种节日的内化力量,让海南的乡村免于信息时代的流离失所和彻底溃败。

宗屋祭祖宗屋祭祖

  传统节日的祭拜仪式,对外出人来讲,是一次不可或缺的心灵事件——回去看看,也没什么,但若不回,就会成为很长时间的一段念想和遗憾。在祭拜仪式上,互相递烟、交流近况、诉说打算,成了一个家族情感的维系纽带,让他们在外出后,不至于完全和老家断绝关系。我们下坡村,和周围别的村子一样,最气派的,当然是村里的祠堂,一间为村中李氏祠堂、一间为林氏祠堂,还有一间供全村人祭拜的镜主庙。村里的何姓、曾姓,由于人口较少,并无能力修建。在所有村民看来,无论在外多么风光,若是老家房子破败,村中祠堂破败,那都会成为笑话,他们在外的风光,也被视为难以长久。海南乡村对修祠堂、修族谱、办公期、闹军坡的热衷,让海南的乡村内部,有着一套自我运行的逻辑,不至于被摧毁在现代化的冲击面前。

瑞溪镇美食节当天,街头攒动瑞溪镇美食节当天,街头攒动

  无论任何节日,村人的祭拜方式大同小异:以一只鸡、两碗饭、三杯酒敬献在供桌上。祈祷、拜谢、烧香、点烛、烧纸钱、放鞭炮。春节和元宵,尤为隆重。无论还在老家的,或是外出工作的,都已经聚集在祖屋里,看看谁家的鸡更加肥大、颜色更加金黄油亮;鞭炮、香烛等供品已经提前买好,以结婚的男丁为单位,均摊到各人头上,谁都有一份责任,谁都没法推辞。若有赚了大钱的,愿意多出,则把多出的钱用于买鞭炮。鞭炮当然放得越多越好,这代表着这个家族在过去一年里运势和对来年的期望。大年三十夜里十二点,迎春,也要放鞭炮与烟花。至于元宵,则比大年三十更加热闹,村中会组织年轻人,抬着镜主庙里的所有神像,进入每家每户,接受户主的祭拜和祈祷,户主会给抬公队发红包,以每人发一支香的方式迎接进来,祈祷、祭拜之后,则以鞭炮、烟花送往下一户。元宵节的迎接神明进宅,是在一年开始之际,为村里每家每户驱赶邪气、迎来福气,外出的人不是迫不得已,大多都要赶回来。甚至有的村子,在元宵节之夜,于村庙面前,每个年轻人拎着一串鞭炮轰鸣,人跑动,鞭炮在身后炸开,那是人神共欢的时刻。海南人在春节期间,不上坟墓,那是留给清明的另一场家族狂欢。清明节,大多数海南人会回到老家,合资买来猪肉,煮好饭,带上香烛,驱车前往墓地扫墓——海南人的墓地有近的,但大多都离村子较远,此时,小车与摩托车同行,队伍浩荡。每个人都要除草、往坟墓上添加新土席地而坐,一手拎肥肉一手捏饭团狂吃的欢乐。至于军坡节和公期,除了本家人,亲戚、朋友甚至完全不认识的人,只要拎着一挂鞭炮或一箱饮料,你可以进入任何一户人家。户主会把鞭炮挂在门口炸响,热情邀请你进来喝酒……

  这种种充满仪式感的节日,在不断重复的仪式中,给海南人心中注入某种精神性的东西。若再细究,我们更可以发现,海南岛几乎是没有真正的“城里人”的,无论是省城海口还是三亚,真正的本地人,都是农村人,都会在传统节日到来的时刻,加入这种仪式——海口周边被拆迁建新小区的村子,唯一不敢动的,就是原先村民的祠堂和镜主庙。这种仪式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无论在高考时,父母多么鼓励子女到外地读书,仍会在他们毕业后,渴盼他们回到海南岛。

  某些问题

  海南的乡村,当然也面临着极大的问题,这和中国其他地方并无二致。比如说河流面临干枯、毒品在泛滥成灾、乡村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生活环境少有改观……作为地少人多,而又靠种植瓜菜为主的村子,却缺少组织者统一调配。目前,基本上村民种瓜菜也跟赌博一样,碰上好年节,卖贵些;碰上不好的时候,基本白送也没人要。在镇上收购瓜菜,打包装箱,运往内地的瓜菜老板,都是岛外人。村民缺少议价权,基层政府基本上也难以说上什么话,往往在大丰收的年节,收购价却只有两毛、三毛甚至没人要,水灵灵的瓜菜便被遗弃田头,让人可惜——而此时,城市里或许还在为高菜价抓狂。这种中间环节的不畅通,伤害的除了农村,还有城市。诸如此类的问题,早已存在多年,却难以真正改观。

  而其中最大的问题,或许是文化传承在渐渐断代。现在的年轻父母在城市安家,虽然还时常回来,可他们在城市里,和小孩只说普通话,海南话越来越成为边缘语种,很多小孩并不会讲。随之而来的,是下一代与乡村记忆、现实的日益疏远。这种疏远其实才是致命的,他们不会试图对乡村有基本的了解,往往只记得每次回村里,用水、上厕所、没空调的种种不便。匆匆地来去,后辈和前辈之间,很难进行深入的交流,后辈不会了解前人在村子里的故事、生活以及种种繁琐的仪式,他们不清楚前人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个模样的,不清楚水稻蔬菜如何长成,不清楚鸡鸭鹅猪如何肥大,他们也自然不会对那块埋有先人的墓地抱有深情,他们更不会思考,丢掉了所有这些记忆,也就丢掉了自己的根。

  方言、仪式和记忆之死,才是真正的乡村之死。

  ……

  变化已经到来

  对于瑞溪镇的人来讲,2015年春节,大都知道两件新鲜事。

  一、镇上的首富,给全镇所有的五保户发生活补贴,每月三百元,碰到年节,还有过节费。

  二、县政府一期投资两千多万,改造了镇上的几条街道,用以打造“美食风情小镇”,大年初二那天举行媒体推介会,来了不少媒体,镇上和各村的人,都到镇上热闹了一番。

  ——这两件事,唯一能说明的,就是“变化”——不管这样的事是否有代表性,是否能持续,农村、乡镇,其实不断发生着种种我们所未知的改变。与此同时,我老家所属的海南省澄迈县的县委书记杨思涛则在刚刚过去的海南省两会上放出风声,澄迈撤县设市有可能今年内获批,也就是说,或许今年之内,澄迈即将开始城市管理的新征程,以前那种以乡村发展为主的模式,即将迎来巨大的变化——瑞溪镇打造美食风情小镇,或许不过是这个巨大变化到来之前的一个小小征兆。在全省性的改变里,南渡江两岸都将修建沿江公路,有些地方已经动工,若是真正完成,沿着南渡江两岸打造的风情带,便直接从我们村的竹林穿过,我老家门前,就直接面对着沿江公路。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种变化,在这样的变化面前,外出者任何带着感伤的叹息,都显得有些廉价——虽然,想一想,童年的风景在快速消失,真的很让人感伤。而如何跟上这种变化,融入甚至引领即将到来的改变,或许才对农村最有帮助。海南由于极少有工业,建设国际旅游岛之后,各市县政府都在千方百计地把乡村和旅游结合起来,早些年海南所倡导的所谓“生态文明村”、“十大文化名村名镇”之类的活动,都算是有了往下发展的由头。海南定安县把母瑞山的上百个村子联合打造成“百里百村”,外来游客乡村骑行等已经成为村口常见的事;充满文艺特色的乡村家庭旅馆,也已经在琼海的一些村子推出……在此时,再说到农村,绝不应该把农民和种庄稼死绑一起,而是需要所有的人来提供新的思路。

  很多的读书人,在面对故土衰败时,显示出了无力感,但也有不少人,其实正在正面扑向乡村。仅仅让视野有限,缺少思考能力的老农民有见地、有胸怀地改变乡村,是不可能的,知识分子的介入,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新力量。现在大多知识分子热衷哀悼、热衷怀旧、热衷悲伤,好像不这样,都不好意思说自己读过几本书,可这些人却又最缺少行动能力,在村里住一夜都鬼叫连天——这样的声音,其实并不足以说出真正的乡村现状;这样的声音,往往也是其自我逃避的借口。改变已经到来,固守在某些人记忆里的“小桥流水人家”,是不可能的,乡村需要新活力的注入,知识分子不去介入,乡村也会改变,但或许要慢得多。( 图文:林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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