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启现向记者展示他写的控诉书 记者彭年 摄苏启现向记者展示他写的控诉书 记者彭年 摄

  苏启现今年79岁,退休前在武汉红十字会工作。屠杀发生时,他只有9岁。

  苏启现回忆,惨案发生时,他寄居在姑妈家,帮着放牛。1945年4月12日早上,他看到村子里的青壮年被集合起来,押送到村子附近燕岭坡的日军营房,姑妈一家全部被押去了。“当时,我听说他们是被日本鬼子叫去验‘良民证’。”

  上午9点多钟,苏启现突然听到枪响,几个日本鬼子闯入村里。接着他看到屠杀发生了。“日本鬼子手持刀枪,见人就杀。村子里只剩老人、孩子,鬼子照样杀。”苏启现清楚地记得,一个日本兵把一个1岁多的小孩用刺刀挑起,狠狠地甩出去很远。

  苏启现逃往村边的山上,躲在山坡的草木中。“日本鬼子一直在杀人,村子里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枪杀声、哭喊声和家畜的嚎叫声混杂一片。”

  屠杀从早上持续到下午。苏启现听到村子里一片寂静,才从山里返回村子。“村里的房子都烧光了,地上躺着密密麻麻的尸体,惨不忍睹”,苏启现胆战心惊地从尸体的空隙间踏脚,逃出村子,回到父母所在的礼照村。

  苏启现说,“三·一”惨案中,他姑妈一家六口全部被杀。

  7岁为日军做童工天天挨打

  苏启现回忆,“三·一”惨案发生前两年,日军令村中每家出一名劳力,为巩固日军的战线修公路。当时,因家中无壮劳力,7岁的苏启现成为童工,和大人们一起修路。

  一次,苏启现运电线杆,扛着几十斤重的杆子顶着烈日走了一个多小时。他的肩颈磨破了皮,红肿很久。

  “日本监工不管伙食,劳工得自己带干粮,吃饭时间只有几分钟。我们得不停地干活,‘偷懒’就要吃鞭子。”

  “我年纪小,干活不利索,几乎天天都要挨打”,苏启现说,日军监工经常没有任何理由就进行体罚。他经常被监工责令单脚前倾长时间站立,如果失去平衡,就被鞭子抽,重来一次。

  1956年,苏启现从海南来武汉工作,并长期定居。如今,他几乎每年都回海南老家,和当时的幸存者谈到“三·一”惨案,仍都无比愤慨。

  “现在,日本右翼势力还在极力否认侵华历史,而我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杀人不眨眼的事实,这是任何人都掩盖不了的。”

  1945年4月12日,日军在海南乐会县互助乡进行疯狂屠杀,杀死乡民千余人,史称互助乡“三·一(农历三月初一)”惨案。

  现居武汉的苏启现是这场惨案的幸存者。近日,他向本报写来控诉信,回忆惨案过程。记者到他家采访时,他激动地说:“日本鬼子那天杀死我同胞900多人。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有责任站出来,控告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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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惨案幸存者调查报告:

  青壮年被疯狂砍杀推进大坑里

  2008年4月,海南琼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发布过一份“三·一”惨案调查报告,该报告由20多位惨案幸存者的口述整理而成。这份报告详细记录了屠杀的细节和过程。

  报告记录,1939年4月初,日军占领乐会县,并从日伪处得知该县互助乡一带是抗日政府驻地,便决定进行大屠杀。

  4月12日清晨,日军通知互助乡坡村、长仙村两村村民集中,理由是检验“良民证”。日军将青壮年男女押送到燕岭坡日军营房后,喝令他们交出贵重物品,脱光衣服,然后三五个一串捆绑起来,押到事先挖好的两个8米见方的大坑前。从营房到大坑沿途制高点上,日军都架着机枪把守。

  4个日本刽子手喝过烈酒后,开始疯狂屠杀。第一批是保甲长,第二批是男人,第三批是女人,刽子手们轮流杀戮。“他们挥舞钢刀朝村民的脖颈使劲乱砍,人群鲜血四溅,人头滚落,尸体被日军顺势踢进坑里。刽子手们砍累了,就改为刺杀。他们用刺刀对准村民的胸膛或后背猛刺。杀戮持续到黄昏。黑糊糊的土坑内,躺着630多具尸体。”

  报告称,集中屠杀的同时,日军还进入中原镇燕岭坡、坡村村落、长仙村落三个地方实施大屠杀。“三·一”惨案中,日军共杀死乡民900余人,烧毁房屋276间。 (记者宋磊 通讯员许德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