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0月13日电(记者吴济海)十八届四中全会将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体现中共把法治建设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此间专家认为，从“法制”到“法治”，再从建设“法治国家”到建设“法治中国”，中共在探索和推进依法治国的道路上，实现了两次重大飞跃，不断追求更高法治建设目标。

　　第一次飞跃：从法制到法治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发展人民民主和建设法制国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1954年，中国第一部宪法正式颁布，标志着中国第一个法制建设高潮，但从1957年开始，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进入低谷，特别是十年“文革”，中国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明确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全会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胡建淼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现代中国依法治国历史进程的起点，确立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基本方针，为努力开创民主法制建设新局面创造了条件。

　　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中国进一步奠定了法治建设的经济基础。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依法治国首次出现在党代会报告中。大会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实现了从“法制”到“法治”的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进入一个新阶段。

　　胡建淼表示，“法制”重点落在法律制度建设上，侧重在立法环节，是“文革”以后解决“有法可依”的重要一步。而“法治”不仅包括法律制度，还包括法的实施和遵守状态，它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等法治建设的全过程。

　　此后，中国坚定走依法治国道路，法治建设不断前进。1999年，依法治国被载入宪法，从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

　　2002年，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2007年，十七大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要求。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时，“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第二次飞跃：从法治国家到法治中国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新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提出“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专家认为，“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的“升级版”，这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又一次飞跃，中国法治理论和法治实践进入到一个更新的高度。

　　“升级”表现在哪些方面？胡建淼认为，一是“中国化”。法治中国已定位于中国，它是世界的法治共性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指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二是“综合化”。法治中国建设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综合工程，并且包括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在内的全过程。只有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建成了，才能说“法治中国”实现了。“法治中国显然是党确定的包含更高要求的法治建设目标”。他说。

　　四中全会：在中国法治史上将起到里程碑作用

　　不同于历次党代会和中央全会，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史无前例地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军说，中国已进入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的阶段，改革必然会触及既有利益格局和体制机制，这些都要需要法治来规范、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十分必要。

　　胡建淼认为，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推进“依法治国”，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任务的具体落实和深化，非常及时，顺应民心，顺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是法治化。这次全会将丰富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在中国法治史上将起到里程碑的作用。”胡建淼说。

　　杨小军认为，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就新形势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要性、法治建设走什么样的道路、如何进一步推进法治建设以及完善党内法规体系等问题做出阐述、安排和全面部署，把法治中国建设进一步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