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妈妈走失24年 6子女悬赏百万寻找

孙学奇开着车,带着大幅寻人启事,在广州火车站寻找线索。受访者供图孙学奇开着车,带着大幅寻人启事,在广州火车站寻找线索。受访者供图
子女们制作的寻找母亲的寻人启事。受访者供图子女们制作的寻找母亲的寻人启事。受访者供图

  “重回妈妈走失之地,心一阵阵的痛,做儿女的多么盼望与你团聚啊,妈妈你在哪里?”11月2日,站在广州火车站,55岁的孙学奇在朋友圈写道。

  孙学奇随身带着一张寻人启事,上面写着:尧菊梅,现年79岁,湖北省崇阳县人,身高1.55米,圆脸,脸上有少量白麻斑,右眼靠近眼角处有块结疤痕印,不识字,不会讲普通话。

  尧菊梅是孙学奇的母亲。1993年,南下广州寻亲的尧菊梅在广州火车站走失,此后24年间,尧菊梅的6个子女从未放弃过寻找。征集线索的赏金,也从20万涨至100万元。孙学奇告诉新京报记者,家人已经有心理准备,即便母亲已经去世,也要“将骨灰带回家”。

  被骗往广州后在火车站走失

  尧菊梅的走失过程,充满戏剧性。

  1938年,尧菊梅出生在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天城镇新塘岭村,育有6名子女。崇阳县地处鄂南山区,改革开放后,不少乡里子弟前往广东打工,尧菊梅的小儿子也在其列。时年18岁的小儿子与村里人一道南下广州,在一家企业工作。

  新京报记者从尧菊梅家人处获悉,1993年初,同镇邻村一名年轻人告诉尧菊梅,她的小儿子“在广州过得很苦”。这名年轻人称,尧菊梅的幼子“睡在山洞里,没有吃的,还被警察抓了”。听到这一消息,一向心疼子女的尧菊梅坐不住了,便决定“去广州看看”。

  尧菊梅大半辈子生活在山区,没有办理过身份证,于是借来邻居的身份证,借钱购买去往广州的车票。怕子女反对,尧菊梅只与老伴打了声招呼,揣着300元现金,便与那位“传话”的年轻人出发了。

  两人到达广州,见到幼子,情况却大相径庭。尧菊梅的幼子虽然工作辛苦,但也算有吃有喝。追问之下才知道,这名同乡年轻人企图通过编造一个故事,骗尧菊梅一笔前往广州打工的路费,但是没想到尧菊梅执意跟来,这才露馅。知道真相后,尧菊梅的幼子非常生气,由于工作自顾不暇,刚好有一名老乡要回家,便将母亲托付给这位老乡,让两人一起返乡。

  这是不识字的尧菊梅第一次出远门,与同行老乡到达广州火车站后,老乡进站买票,让尧菊梅在站外等候。

  上世纪90年代的广州站,每天都是人潮涌动,购票窗口也是大排长龙。等到老乡买好票时,已经过去3个小时。此时,站前广场依然是摩肩接踵,但原本应站在售票处外的尧菊梅,却不见踪影。

  尧菊梅的二儿子孙学奇告诉新京报记者,母亲走失时,几个子女已经在外成家。上世纪90年代初的湖北农村,通讯非常落后。那位同行的老乡寻找未果后回乡,再将尧菊梅走失的消息以电报的形式,发送给尧菊梅的子女时,已经过去了好几天。

  子女寻亲当地早已家喻户晓

  接到母亲走失的消息后,尧菊梅的长女、女婿即赶往广州。与此同时,孙学奇和大哥也前来寻找。孙学奇的三弟章方良,此时正在美国准备博士毕业论文,听说此事后,也立即与学校请假,回国寻亲。

  兄弟几人在广州碰头,合计了一下,租下几辆自行车,沿着不同的方向在广州城内搜寻。此外,他们还通过警方寻找母亲所携带身份证的使用信息。孙学奇回忆,一边是不断地碰壁,一边是想起母亲可能在外受苦,几个兄弟姐妹,几乎全程含着泪寻亲。

  四十多天寻找下来,结果令人沮丧。无奈之下,章方良只能返回美国,孙学奇说,弟弟是“哭着走的”。

  在孙学奇记忆中,母亲虽然不识字,但是识大体。尽管家中贫困,尧菊梅却倾尽所有支持子女读书,自己则又是务农,又是饲养家畜,辛劳一生。“冬天没有穿过棉袄,从来都是几件单衣穿在一起,就为了省点布给孩子做衣服。”生活中的尧菊梅,一直是能省则省,却将大量的粮票和布票,寄给在外上学的子女。离家前,尧菊梅还一直在田里劳作。

  直到尧菊梅走失后,家人打算印制寻人启事时才发现,尧菊梅一辈子只拍过一次照片,还是儿子出国留学前的全家合影。于是,这张从合影上截下,放大后不是很清晰的头像照片,自此贴在了广州的大街小巷。新京报记者从湖北崇阳县天城镇新塘岭村委会获悉,尧菊梅的6名子女寻亲24年一事,在当地早已家喻户晓,但是一直没有收到有效信息。

  在尧菊梅的培养下,6名子女中,有3人读了大学。其中,三儿子章方良从成都理工大学毕业后,考入南京大学读研,随后进入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任教。之后考入美国杜克大学读博。

  “本文献给我的母亲——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连自己名字都不认识,却倾其所有,把我培养成了博士。”章方良在博士论文的致谢部分写道。

  寻亲24年悬赏金额升至百万

  今年10月22日,孙学奇驾车离开湖北,再次踏上南下寻亲之路。每到一地,孙学奇会停下车,将印有母亲照片的大幅寻亲牌放在车旁,并用扩音器播送寻人信息。

  从1993年至今的24年间,为了找到母亲,尧菊梅的子女们,已经不知道用了多少方法。最初的一年,尧菊梅的几个子女将母亲的照片和信息,以信件的形式发给广东、广西、湖南三省份各地沿途派出所,总计发下2000多封;随后,家人在武汉和广州的车站张贴近万份寻人启事。

  孙学奇介绍,由于担心母亲可能会通过广东到湖北的107国道徒步回乡,孙学奇甚至在2001年搬家到广州,一边开货车谋生,一边沿路寻找母亲下落,前后6年。那些年,孙学奇的足迹遍布广东各地,每经过一个地方,除了到派出所查询失踪人口资料,发放寻人启事外,还会去电视台投放寻亲广告。此外,孙学奇的儿子到广州读大学后,还曾带着同学在街头派发寻人启事。

  章方良毕业回国后,与人合伙创办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经济状况有了改善。2009年,家人在寻人启事上写下20万元的悬赏,到今年,这一金额已经上升到100万元。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百万悬赏并未直接在寻人启事中注明。孙学奇介绍,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曾因寻人启事标注悬赏金额,导致被骗子盯上。“前后被骗过很多次,有一次一伙人直接坐着车来要钱。”

  2013年,尧菊梅的丈夫去世。孙学奇说,从此之后,找到母亲的下落,即是全家的愿望,也是老父亲的遗愿。

  孙学奇介绍,这次的广东寻亲,自己平时吃睡都在车里,不仅沿着乡镇街道散发寻亲信息,还去了精神病院和广州市殡仪馆,“母亲如果健在,今年也79岁了,家里人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不论结果怎么样,都希望能知道母亲的下落。”孙学奇说,即便母亲已经去世,也要“将骨灰带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