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村里唯一的幼儿园,12名幼女被老师性侵。新京报记者 周清树 摄在这个村里唯一的幼儿园,12名幼女被老师性侵。新京报记者 周清树 摄

  从表面上看,宁夏灵武市秀水梁村算不上贫穷、闭塞的村庄:它距离灵武市及宁夏沿黄河城市带核心区域的吴忠市,均只有半小时车程。有着金色窗棂的清真大寺在村口最显眼位置,俯瞰着这个小村庄。很多房屋贴了瓷砖,在农村,这代表着体面和富裕。

  过去的一年中,12名幼女在村里的幼儿园被教师黄振辛性侵案发,其中11人为留守儿童。在100多户人家的村庄中,这意味着十分之一的家庭受到伤害。

  事发之后,12个家庭面临着心理创伤、村民议论带来的二次伤害及艰难维权,“我早晚会搬离这里。”6月24日,受害女童的家长田超说。“我无数次想过,再也不回到这里。”

  (注:为了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文中对乡镇以及乡镇以下地名、受害女童及其家长姓名均做了化名处理)

  “坏爷爷”

  如果不是因为两个女童之间的争吵,以及田超果断报警,性侵案的盖子或许至今无法揭开。

  田超介绍,2014年4月18日傍晚,一位杨姓5岁女童与一位李姓6岁女童发生了口角,前者急了,“你跟老师亲嘴,他还扒你裤子,我要告诉你妈妈。”

  李姓女童的母亲就在旁边,询问孩子之后,她跑到田超家说起此事。

  她与田超的妻子关系亲密,田超的女儿也在这所幼儿园就读。

  田超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我们老师应该不太可能做出这种事。”被指控的教师黄振辛是田超上小学时的数学老师。2011年主动从高谷梁乡的一所小学来到秀水梁幼儿园,是幼儿园唯一的老师。在田超的印象中,当年的黄振辛和学生丢沙包、撑橡皮筋,是一位和蔼的老师。

  一直到事发前,田超非常尊重黄振辛,每次见面仍以老师相称。

  问了女儿,田超的女儿田晓静也有这样的经历。

  田超的妻子随后走访了至少4户有女儿在这所幼儿园的人家,女孩子们都遭遇了类似经历。

  愤怒的家长聚集在田超家中,有的家长提出“去打黄振辛一顿”。

  当晚9点左右,田超决定报警。随后,田晓静和一位6岁的马姓女童被带到村子所属的张家庄镇派出所做笔录。

  次日也就是2014年4月19日早上9点,黄振辛因涉嫌强奸、猥亵儿童,被灵武市公安局刑事拘留。今年1月9日,案件在银川中院开庭审理,黄振辛被控强奸罪、猥亵儿童罪。

  在受害女童的描述中,黄振辛和她们亲嘴,把她们“放在沙发上,裤子脱掉,趴在我们身上。”

  据银川市检察院的起诉书,2014年2月至4月期间,黄振辛以修改作业为由,多次将3名幼女带到办公室,实施奸淫。

  2013年至2014年4月期间,黄振辛多次在办公室、学校操场,对12名幼女实施猥亵行为。

  12名女童均为4至6岁的幼女。黄振辛多次实施性侵行为时,现场还有其他学生。

  案件庭审时,黄振辛称他的行为:这些女孩子可爱,只是玩玩。

  12位受害女童的家长都请了律师。田晓静的代理律师、广西方园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晖介绍,所有女童的处女膜没有破损,但出现外阴红肿、戳伤、撕裂等状况。

  秀水梁幼儿园是村子唯一的幼儿园,隶属于高谷梁乡幼儿园,案发时共有25名学生,其中13名女童。这起案件中,唯一幸免的女童是一名村干部的孙女。

  出生于1961年的黄振辛现年54岁,多位受害女童的家属介绍,黄振辛高一米六左右,很胖,满头白发。儿女双全,妻子也在家。

  事发后,孩子们将他称为“那个很坏的爷爷”。

  被忽略的征兆

  现在回想起来,田超觉得,其实一切早有征兆。

  案发前的2013年,田超的女儿田晓静总说下面疼。“女儿下体红肿,像流过血,但又没有流血”。他买了痱子粉给孩子涂抹,很快好起来,但过几天又红了。

  田晓静还说不想上幼儿园,他买好吃的零食哄着。

  红肿的病情和厌学的情绪,断断续续持续了一年。那一年,仅痱子粉就用掉两盒。

  其他孩子也出现类似征兆。

  杨森蓝的女儿曾对他说,“爷爷对我很好,亲我。”他以为这是老师喜欢女儿的方式。

  案发后,家长们反思,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孩子为什么没有和本该最亲近的父母说起此事。

  多名受访家长称,黄振辛通常会给孩子一个苹果、5毛钱、1块钱、或者买些零食;黄振辛还威胁孩子,不许告诉家长,不然会被开除。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与媒体发起的一项儿童性侵害调查显示,恐吓和零食成为施暴者性侵儿童的主要手段。

  与孩子缺乏交流、对孩子情绪及身体上的异常反应没有足够重视,也是家长们意识到的问题。

  留守儿童的概念是父母一方或者双方外出务工,儿童自己留在农村。这起案件,12个受害女童中,11人为留守儿童。

  在田晓静仅6个月大时,田超夫妻便外出打工。2008年至今,他们先后在宁夏石嘴山市、吴忠市、灵武市、银川市以及内蒙古呼和浩特打工。

  田超说,与孩子的交流基本靠打电话。

  去年冬天,田超和妻子回家,6岁的女儿和4岁的儿子在院子里玩,“我喊他们过来,他们却站着发呆。”

  在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与媒体发起的儿童性侵害调查中,统计的40起案件中15起是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占到统计案件总数的近4成。

  除了外出打工,家长们并没有更好的选择。

  在秀水梁村,每人一亩半到两亩土地,均种植玉米,一年只能种一季,亩产1400斤左右,每斤玉米1.1元左右。

  “每亩土地收入1500块钱,扣除人工费、农具费、肥料费以及口粮等,所剩无几。”

  做过村干部的马丹迪说,村里的打工潮始于1996年左右,2000年后,成为普遍现象。村子有800人左右,除了在家养羊的人,村里基本见不到青壮年。

  打工收入成为秀水梁村的主要收入来源。也因此使得秀水梁相较周边其他的农业村,更显富裕。

  今年2月份,杨森蓝离家到宁夏中卫市打工。其他家长也陆续再次外出打工。

  家长们觉得,孩子该做的身体检查都做了,“而且,总要挣钱生活。”

  噩梦

  到派出所做笔录后不久,田晓静开始做噩梦。

  一天凌晨3点左右,田晓静在睡着的状态下不断翻身,吵醒了田超。“她说胡话,但是听不清说什么。”

  田超说,这种状况持续了4个多月,深夜吵醒过他7、8次,“有一次还一直哭。”

  即使白天,田晓静的状况也令人担忧。她长时间趴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瞪着大大的眼睛,眼神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