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李春生未能阻止思思的深圳之行。

  双方反目

  重回深圳,思思很喜欢,她认为这里的生活比北京好。她也不愿意回北京,觉得自己没脸回原来的学校。

  思思三人被夏某安置在幼儿园放玩具的屋子里居住。平时思思会在幼儿园帮忙。王小英在家照顾小果儿,夏某定期给他们生活费。

  在思思母女俩到深圳后的第10天,李春生乘坐火车赶往深圳。李春生说:“我想了解夏某的家庭情况,看看他的脾气怎样,也想看看思思能不能长期呆下来。”

  但夏家让李春生有些失望。“他家里什么都没有。我打地铺睡。”李春生提出想到外面找活儿干,夏某为他先后找了保安、厨房帮工的工作。

  思思在幼儿园的工作也并不顺心。

  3月5日和3月23日,思思在微信朋友圈都提起她给幼儿园的孩子补习的事。她抱怨说,“她们的公(功)课好难啊,我都快教不下去了。”

  5月底,李春生因为身体原因,决定回湖南老家。思思决定跟父亲一起回去。

  但在家里呆了仅仅10多天,6月16日,思思和妈妈带着小果儿,再次回到深圳。

  其间,李梓琨曾专门赶到湖南,询问思思是否愿意去北京生孩子,基金会已经为她联系好了医院。

  “她先是答应我去,临了她又说不去了,要去深圳。”李梓琨说,李春生赶到后,三人在镇上大吵。

  李春生报警,希望警方拦住思思母女,但警方以家庭事务为由没有干涉。

  7月中旬,李春生接到思思电话,说她在派出所里,把夏某告了。

  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夏某的姐姐怀疑思思拿了自己60元钱。思思一气之下踢翻了幼儿园的垃圾桶,和对方大吵一架后,搬出了夏家。

  “我搬到朋友小赵那儿了。”思思所说的小赵,就在夏某家对面楼,两人通过qq聊天认识。

  思思搬走的时候,拿走了一名老师的身份证。夏某找到她要求归还,双方再次发生争执。

  “小赵说了威胁他的话。”思思说,夏某就报警了,“他说我和妈妈花了她四五万。”

  夏某事后对记者称,小赵说要砍死他。经警方调解,双方在派出所签字和解。

  思思说,哪知第二天夏某又找到小赵的房东,“说不能让我们再住下去。”

  思思一气之下报警,称夏某性侵过她,肚子里的孩子是夏某的。

  性侵谜团

  对于此次女儿主动报警,李春生并不吃惊,“我从来不觉得夏某是个心善的人。”

  他推测,思思肯定和夏某发生过关系。他说,夏某曾对他说过,想让思思和他一起生活。但他认为,思思现在怀的孩子不是夏某的。

  因为今年1月,当李春生发现思思第三次怀孕时,第一时间报过警。据思思称,是住地附近一个手机店老板强奸了她。

  “我记不清手机是坏了还是锁屏了,就去手机店修。”思思说,修完后,她让老板帮忙下载一些鬼片,没想到老板给她下了很多黄色电影,“然后他就把我强奸了。”

  当时,李梓琨也赶到派出所,协助李春生说明情况。在派出所,她见到了手机店老板的妻子,“她说她老公不会干这种事的。”之后,由于证据不足,手机店老板被释放。警察要求思思去派出所抽取羊水做DNA鉴定,但思思离京去深圳,一直未去派出所。

  思思在深圳报警后,李鼎律师整理了多份谈话记录等材料递交警方。接到这些材料后,深圳警方当即抓人,但最终因证据不足,夏某被释放。

  深圳龙华区龙城派出所办案民警介绍,警方为思思前后做了两份口供,但差别很大。警方也对思思母亲王小英做了笔录,但双方在关键事实上口供不一致。

  思思对警方称,她从今年1月到7月每天都跟夏某发生关系,孩子确认是夏某的。但王小英却称,思思肚里的孩子是北京一家手机店老板的。

  唯一的证据是验DNA。

  思思怀孕初期曾做过孕检,被告知预产期在今年10月初。考虑到思思怀孕月份已大,抽取羊水可能会有危险,警方尊重思思的选择,等孩子生下后再做鉴定。警方表示,他们已经采集了夏某的血样,等思思把孩子生下来后,只需要带着孩子来派出所抽血就可以进行DNA比对。

  夏某坚决否认自己与思思有过关系,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诚心想帮助思思的好心人。

  夏某承认自己确实说过想让思思和他生活的话,但这为了帮助思思。他说,本来是希望思思过来后,在学习的同时,也帮忙辅导一下孩子们。但思思到了这里,每天睡到12点多才起来,不然就是玩游戏看电视,在网上和人聊天。

  “她们太折腾人了。”夏某说,思思太让他失望了,这次让思思走也实在是没有能力再帮她,“她都告我强奸了,我还怎么帮她?”

  夏某甚至认为坏就坏在她妈妈身上。“思思在我这里乱交网友,看黄色录像,她妈妈也都知道。”夏某说,他也不止一次对思思妈妈说过,对孩子的教育很重要,光要钱解决不了问题,但这些劝说没起到任何作用。

  7月31日,夏某又给记者打来电话,再三表示自己没有与思思发生关系,更没动过要和她在一起的念头。

  他发誓般地说,“我要跟她在一起就只有死!”

  但思思仍认为她肚子里的孩子就是夏某的。得知夏某已经被警方释放,思思有点不相信。她对记者说,“我希望他被判刑。”

  “我恨爸爸”

  几乎每个与思思接触过的人,都会提及思思的反复、多变,以及说谎。

  李春生对此表示认同,“思思一反一覆,总是说谎话说得多。”他认为思思变成现在这样,最大的原因就在她妈身上。“孩子每天都跟你在一起,你应该管,为什么不管?整天打牌。”

  他也承认自己在孩子出事前陪她的时间很少,但从2012年到现在为思思付出很多。李春生感觉思思没有悔改之心,“她每天就好像是在想那些不好的事情。”思思对母亲言听计从,但和父亲说不上两句就开始吵。

  “我妈说是我爸毁了我一辈子。”思思说,“我也这样觉得。”

  思思怪爸爸让她把孩子生下来。她突然语出惊人,“我恨我爸,他毁了我一次,又毁了我第二次。”

  2012年,11岁的思思被人性侵,由于无法确定施害人是谁,李春生坚持让她把孩子生下来做证据。

  思思第三次怀孕时,也曾想过要把孩子打掉,“可我爸不同意。”

  李春生担心思思以后可能生不出小孩。而且,这个孩子也是证据。

  尽管李春生一再表示自己是为了女儿好,但李鼎律师告诉记者,李春生曾流露出只要夏某买房子,就可以让他和思思在一起的想法。

  今年2月11日,思思曾在朋友圈发出一条消息,“现在我爸爸要我嫁给一个老头,还是一个老师。他叫××,但我一点都不喜欢他。”

  提及父亲,思思语调激动地说,“他想钱想疯了。他说让夏某给6万,再买个房子,就可以娶我。”

  李梓琨说,思思一家人有较强的依赖性。尤其是思思的父亲,在和基金会、律师、学校、媒体、警方等各方面交流的时候,几乎每次都会提到家庭经济困难,需要经济帮助的问题。

  这一点,记者在与李春生的交流中也有所体会,他多次提及手头没有钱,没有地方住等。8月2日,李春生在电话中还委托记者帮忙解决小果儿生活费的问题。

  “思思一家人非常没有安全感,而他们理解的帮助就只是物质、经济的给予。”李梓琨说,他们也非常需要电话中的安慰、劝勉,需要人不断告诉他们正确的是非判断标准,改变那些错误的、混淆的观念。

  希望和等待

  对于思思再次怀孕,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主任张雯很早就预料到。

  “以众多被性侵女孩的经历来看,这个行为也是她不能自主也控制不了的。”张雯说,思思被性侵时刚刚11岁,这是她价值观形成的一个阶段,而遭遇性侵会造成孩子对自己有一个直接的否定。

  “被性侵的孩子,有两个极端。一个是像思思这样,被性侵时可能得到了一点承诺,一点夸奖,或者一点钱、一颗糖,她以为就是这样的,慢慢成为一种习惯,总是去接近男性,希望得到一些关爱或是一些物质的东西。还有一种是从此自我封闭。”张雯说,不管哪种情况,社会不能因此认为是孩子活该,矛头也不应该指着孩子。

  “思思变成这样,很大程度上是外界加给她的。”张雯说,尽管思思也有问题,但问题是出在造成她这样的人或环境上,首先就是她父母的失责,也与那些跟她发生关系的成年人,以及当前的社会环境都有关系。同时,现有法律在对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尚有很多空白需要弥补。

  作为一个儿童救护领域的专家,张雯认为,要想真正救思思,就得让她觉得自己是个好孩子,有价值,“但她的父母可能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关爱,她家里还有经济困难,所有的这些外因都非常不利,不利于她改变。”

  在持续援助思思的两年时间里,基金会一直努力向思思传递这样的信息:“你是一个孩子,所有发生的事情都不怪你,你是有希望的,也有很多好的地方,我们爱你。”

  张雯讲起一个案例。基金会的志愿者曾去救助一个被亲生父亲性侵的小女孩,小女孩一直觉得自己很脏,不愿与任何人接触,“志愿者第一句话就告诉她,孩子,你是宝贝,你是公主,我爱你。‘孩子的眼泪哗的一下就下来了。”她说,“思思是一样的。”

  张雯说,这样的孩子改变是非常难的,必须要有人不离不弃地守在她身边。

  要想真正改好,在张雯看来,即使是最乐观的估计,也可能要十年八年。基金会也做好长期帮助思思的准备。

  真正改好是什么样子?“恢复到正常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后有家庭有未来,对自己有很好的一个认同,能接受爱也能给出爱。这样就行了。”

  张雯说,一旦能够改变,她会有很正面的影响力,也会帮助大量的人,“在我们的志愿者中就有这样的女性。”

  她希望社会给这些孩子一些时间来改变。在需要的时候,给她们接纳和关怀,“然后要做的,就是希望和等待。”

  □记者手记

  7月25日,深圳晴。北京晴。

  雷雨天气不断的夏日,这是个好兆头。

  中午一点左右,航班顺利起飞。飞机上的思思一路沉默无语。

  14岁,本该烂漫的年纪,她却承受太多。

  她还只是个孩子。在深圳雨后湿漉漉的街头,她会突然驻足,为一只爬上栏杆的蜗牛欢欣一笑。一只流浪狗虚弱地趴在地上,她忧郁地望着,突然说,“它快要饿死了。”

  她又是一个怀孕7个多月的妈妈。

  她说救助站的饭不好吃。她想吃葡萄、苹果。为了想吃到绿葡萄,她走了好几个水果摊。

  在机场,因为天气等各种原因,原定7月24日晚六点飞北京的航班未能成行。直到凌晨2点半,大家才被机场安排到酒店休息。她挺着大肚子等候,到第二天早上才告诉记者,“我脚疼。”

  问起以后有什么打算,思思很茫然,“不知道,看梓琨姐那边怎么安排吧。”

  梓琨在首都机场迎接她。在车上,梓琨告诉她,她会被送往一个寄养家庭,在那里生活着六七个和她一样的未成年妈妈。

  “我每周都会去看你。”梓琨说。

  但思思对此似乎漠不关心。她并不追问这个家庭的主人是谁,她将在这里生活多久?她只是说要给妈妈打电话,告诉她已经到了北京。

  24日晚上,思思曾接到妈妈的电话。挂断电话后,她告诉记者,爸妈一回到湖南老家就打了一架,“我爸说我成这样是我妈的责任,还赶我妈走。”说这话时,她的眼圈红了。

  送思思到她要去的寄养家庭时,正是黄昏。

  夕阳映照着思思的背影。她回身冲我们招了招手,一步一步走上楼梯,进入那未知的生活。

  京华时报记者陈荞本版图片京华时报记者 王苡萱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