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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东莞举报卖淫被逼回乡:不恨小姐恨保护伞(3)

A-A+2014年2月17日14:41北青网-北京青年报 评论

  “好汉”被打

  “他们为什么能知道我的行踪?”

  王秀勇找到了大朗镇公安分局,把绘制的扫黄图展示给警员看,结果被笑称“什么东西”。他叩开了石碣镇唐洪派出所的门,结果被警员好言劝告:你这么大岁数了,不要管这个好不好啦。王秀勇顿时充满了挫败感:这是他辛苦采集来的心血啊。一次在石碣镇暗访,他被卖淫窝点的人持铁棍追打,幸亏遇到警车才化险为夷。这些扫黄图大都反映了发廊等门市店的涉黄状况,内容细致入微,有的甚至标注着“小姐”们的主要籍贯。

  老王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件事做下去。他找来了媒体。于是在东莞和广东当地报纸和电视上,“老人绘制扫黄图”的消息不胫而走,而扫黄的希望也神奇地反映在了现实中,各镇公安真的出动警力开始扫黄。当年6月1日的东莞某报记载着一次石碣镇的扫黄行动:出动警力186人,清查出租屋346间、士多店48间、发廊12间,查处涉黄行政案件1宗。“我对那些媒体建议了,要跟随警察,监督他们扫黄。”王秀勇说,“就是这样,他们也只是抓现行,没有抓到的话,那些发廊都安然无事。”

  2010年7月14日,王秀勇决定亲自监督警方。上午他走进万江镇公安分局的大门,手拿“扫黄信息”执意要求带领警方去扫黄。当晚8点,万江公安真的让他坐在警车里当向导,按图搜查辖区的涉黄情况。结果,他们在石美地区抓住了两对现行嫖娼。而在收队结束行动时,王秀勇发现“不对劲啊”:警察把他和那两对卖淫嫖娼人员一起,关在了押送违法人员的警车里。他回忆,某警察冷冷地说:没办法啊,我们警车没地方坐了。结果在归途中,颇有名气的老王被认了出来,“小姐”们冷冷的眼神“就像要吃了他”,一个嫖客不由分说一脚踹向他,如果不是双手反铐在身后以及有警员看管,当晚王秀勇难逃一劫。

  谁知劫难终没逃过。一周后,万江公安分局打来电话,通知王秀勇前来领取举报奖金600元。而当他领了钱刚一走出公安局大门时,立刻被6个人团团围住,一顿暴打劈头袭来。这些人边打边用普通话叫骂,包括“叫你多管闲事”。老王的几颗牙就此留在了东莞,胸腔被打得疼痛了好久。

  “为什么这些人能找到我在哪里?他们怎么知道我在那个时间会去公安局?”王秀勇现在想来还愤愤不平。

  老王的电话也不再是个人隐私。一次在石碣镇扫黄期间,他早上接到了一个恐吓电话,还没睡醒的他恍惚觉得对方已站在门口,吓得把手机掉在地上摔烂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会有他的电话。

  王秀勇不仅不敢扫黄,而且连门都渐渐不敢出了。卖艺这种抛头露面的事已经和他绝缘,他只能以捡破烂为生。大部分时间,他躲在出租屋里,焚香、拜佛、读经,祈求保佑平安。

  他开始上访。信访维稳中心、市公安局纪委和信访办,王秀勇都去过了。他在举报材料的上面附着自己写的大字报:助警扫黄,反被警害,求奖无门,倒贴八千。对方要么表示“反映情况”而无下文,要么就是质问老王有没有“公安不作为”和“与违法人员串通”的证据。他拿不出来。

  遭受“招安”

  第二次出于某种原因被排挤出东莞。

  2010年12月中旬的一天,王秀勇被叫到东莞市公安局,警员给他拿来8000元钱,说是民警们给他个人的“捐助”。老王说,这是他到市纪委去反映情况所收到的成效。

  买了一张火车票,王秀勇踏上了回山东老家的路途。这仅是他从70年代末离开后,第二次回老家。家里的状况和东莞的生活不能同日而语。没有劳动能力的他,只能守在自家屋顶残缺不全的房子里,每年领着政府3600元“低保”和“五保”救济过活。一辈子未曾婚娶,他守着年过八十的老娘生活在一个院子里,冬天由于没钱烧煤,只给老娘的屋子里置办了炉子,自己在房子里就靠三床被子来度过难熬的冬夜。

  2011年5月,王秀勇决定重新出门去生活,但头脑中第一个冒出来的目的地,仍然是东莞。在这地方住了近20年,说的一嘴还算流利的粤语,他对这个地方有太多感情。所以老王决定,就算是隐姓埋名到一家工厂去打工,也要回东莞。

  6月初,他在“精至塑胶制品厂”谋得了一份看门人的工作,平安度过了多半年时间。谁知在2013年3月,平静再被打破。据他回忆,在一次石排镇某警务区的“搜查”中,一名陈姓警员找到了王秀勇,对方拿着老王的暂住证,看了看问道:你是那个“扫黄老人”吧?于是打电话汇报说:王秀勇在这儿工作,我们找到他了。

  “在这之后,这个厂子的老板娘突然要辞退我,说‘公安的人总来烦我’、‘我实在不敢用你了’,还叫我别啰嗦。”王秀勇说,“我觉得,一定是那段时间我在外面被认出来,有人报给公安局了。”

  这次王秀勇彻底死心了。他没有尝试去别家找工作,就再度离开了东莞。

  “好汉”反思

  “我不恨‘小姐’,我恨的是‘保护伞’。”

  由于中央和地方电视台的报道,此时在山东老家,王秀勇已经是全乡的名人了。乡亲们有的夸他“胆大”、“没给好汉之乡丢人”,也有人为他捏一把汗,说他没死在那里就不错了。

  此时的王秀勇,却完全没有英雄成名、告老还乡的满足感。除了愤懑之外,他脑子里开始出现了一些反思的东西。

  “有个报纸的记者写文章,说我‘扫黄’是出于‘阿qiu(Q)欺负尼姑’的心态。”王秀勇说,“我查了字典也没查着,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一次受邀到北京来参加某电视台的节目——“性工作者合法化之辩”,回家后他久久思考这个问题。身在东莞近20年,他深知这一行业的复杂和矛盾性。“英雄好汉,没那么简单。”他说。

  东莞再也回不去了。老王回忆,他当年暗访发廊时会扮成乞丐,上门去求“小姐”施舍,而小姐们大多数都会慷慨解囊,反而一些外表光鲜的人不肯施舍。时光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80年代他初到东莞时,他始终记着“小姐”和东莞人的恩德。“我不恨‘小姐’,我恨的是‘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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