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就里的人咋一看来,“王五”这个更像是出自“张三李四王五”的名称多少显得有些俗不可耐。殊不知,王五这一名称同样记录了这一地的历史起源。根据老一辈沿袭而来的说法,最先来到王五居住的,是黄氏、王氏和伍氏的三户人家,他们在此地开铺打铁,附近乡民就以“黄(王)伍”来称呼这个地方,久而久之,先入为主的“黄(王)伍”姓氏,也就成了书面上通用的地名,并一直沿用至今。
翻开儋州的历史方志,从明朝的《万历儋州志》到清朝的《康熙儋州志》再到《民国儋县志》,可以发现“王五”几易其名。但不论是黄五、王武、黄武还是最后的王五,无一例外都是依据“黄伍”或“王伍”的字音所得。这个在州城以南二十里、明朝嘉靖年间正式立市的古墟,五百年来尽管发生了沧桑巨变,但却一直保留着原始的地名记忆。
不论是在正史的典籍还是名人的笔记中,王五的历史多少显得单薄甚至是乏善可陈,但在王五坊间却有着一段“东嘉积、西王五”的辉煌记忆。所谓的“东嘉积、西王五”,意为岛东的繁华重镇是琼海嘉积,而岛西的重镇,当推琼西的王五。这句老话流传颇久,也并不是空口无凭。翻开史料,我们不难找出能佐证王五这段辉煌历史的一些蛛丝马迹。明清两朝,立市未久的王五尽管已经是粤商前来收购黎人山货的常驻地,并有了“往来辐辏,商贾云集”的别样繁华,但这一切似乎尚未引起史家的注意。一直到了民国时期,王五辐射周边的重镇地位才在史志中得以真正体现,“黎方山货、海滨鱼盐及各乡之糖米薯粮,咸集合交易于此”的评语,是王五坊间“东嘉积、西王五”的最大书证,也是王五历史地位的官方“认可”。
在当地老人的记忆中,王五的集市亦是十分繁荣的景象。从城东的市头坊,是农产品的交易地,鱼盐薯米糖以及黎人的山货,都集中在此交易。每到两日一集的市日,这里便人声鼎沸,交易繁忙。从鱼行到市尾坊,则云集了食肆、药材、副食和布匹等百余间商铺。然而,王五商业兴盛的景象似乎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在康熙年间的古庙碑记中,就记载了王五“亦客所丛集”的盛况,王五商业上的成就,可以说是一种厚积薄发的历史沉淀。
地利人和追本溯源探究王五崛起的原因
在王五的老城区,有一条数百米长的石板街,这里是见证了王五历史辉煌的遗存所在。行走在这条建于民国十八年的老街上,不时发现有雄伟的老式骑楼散落其中,从它们已经斑驳的墙面上,仍能依稀感受到百年前这里的极尽繁荣。
在老街上回望历史,让思维穿越那深深而悠长的石板路面,去思考、体会王五古墟崛起的根源,可以发现尽这里占尽了“地利人和”。在这片外人看来不占资源、物产难丰的地方,王五的先民用过人的智慧因地制宜地创造出一番让人刮目相看的成就。
从地理位置上,今天的王五远远谈不上优越。但在古时,这里却是沟通汉黎、连接山海的琼西咽喉。摊开古地图,我们不难发现,在王五四周广布着众多的农村,环绕着排浦、白马井、中和、新英以及大成等市镇,并且是整个儋州最为靠近黎族地区的市镇,具有特殊的区位优势,地方史志中早就称这里是“地虽偏壤而为西路咽喉”。要塞地缘也为商贸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民国前期,海南开始有规模地建设公路,王五恰好位于新建设的“儋珠公路”(新州至接壤昌江的珠江市)的中心,并且是“王成公路”(王五至大成)的起点,再加上“儋英公路”(新州至新英)和“儋珠公路”中连接海头的支路,王五通过公路连接了新州、新英、大成、海头及珠江等市镇,已然成为了琼西地区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便利的交通是王五崛起的地利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在儋珠公路开筑过境时,王五人适时应变,抓住了进一步发展的契机。民国十八年(1929年),在周定江、蔡文云等时俊的领导下,镇公所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良市政”:将原有狭窄的市街扩宽,并铺上青石板。又号召临街的人家,建设骑牌楼。另外,还史无前列地开展了铺设阴沟、净化街道的工作。“改良市政”使王五有了城市的面貌。回首往事话沧桑,当地人在今天还在感叹这条老街带来的巨大作用,同时也为当时领导者的魄力与胆识所折服。
人是世界的主宰,地方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人的因素。王五的始祖们从遥远的福建渡海而来,最终选择在这块地势崎岖水源缺乏的土地上定居建埠,显然不是以农耕为主要目的,他们看中的是王五四周有大量的乡民,是一个适合交易货殖的好地方。他们在这里用灵巧的双手和先进的工艺制作出铁具等制品,并与周围乡民交换各种农产品及山货,逐步经商致富。早在清朝时期,王五本地的“利合”、“泰生”等商号就已将商业触角延伸到了江门、北海一带。重商思想的的代代相传,使得王五人尤善于经商,自家有铺面的,经营着自己的商号,没有铺面的,或挑担行走于乡间黎地,或从手艺制造,他们总能找到一条适合的从商之路。
同时,重商的王五人也明白与邻为善、和气生财的道理,他们性格谦恭平和、热情友善。有鉴于此,乡民客商亦乐于与王五人交往,旧时乡谚即有“交军交客交王五”之说。王五人的这种性格,也是能成就地方辉煌的一大关键。
文昌宫古庙唤起一段文化昌盛的追忆
五百年历史的王五古镇,到今天所留下的历史古迹却并不太多,位于老街之上的文昌宫古庙算是其中的珍品。这座建于19世纪末期的老庙,是古代“妈祖居中,左文右武”的三大庙之一。原有的妈祖庙与武帝庙,在岁月的变迁中早已故迹无存,只有一度变身成学堂的文昌宫伴随着王五走过了百年的风雨,并在历史的进程中成为了王五人文兴盛的见证者。
王五人历来具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在清朝时期,除了武举人吴倬云,还出了张若燃优贡和陈有壮拔贡等地方名儒。上世纪20年代期间,开明的王五人在文昌宫里办起了镇立小学,学童在这里接受新式启蒙教育后,家长又纷纷将孩子送到教育更发达的地区就读深造,广州的执信学校、广雅中学等省内著名学校都有不少王五学子的身影。其中,不少人还升入到更高的学府深造,如北京大学的周颂清、中山大学的许质菴、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校的张璘骏;还有各类专门学校的周定江、丁兆庚、李云普、吴乾煦、蔡文荣等。在交通尚不算发达的年代,王五学子的足迹遍及遥远的广州并屡有折桂,可见当地重教风气之盛,也难怪《民国儋县志》的编者在关于王五的一段述评里,一反常态地把“学业”置于诸业之首!
学而优则仕,民国时期,地灵人杰的王五涌现了不少身居显职的军政名人。如广东省议会议员许质菴、省参议员周颂清,上校团长张璘骏以及广东宝安县长吴舜农等人。其中的许质菴更以显赫的留学经历备受人们称道。许质菴,又名盛斌,1925年考入广东大学(后改中山大学)预科,1927年直升大学医学院,1929年转读中山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尔后派赴日本法政大学院研究都市行政,后来又改入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农学院研究农业经济。尤令人敬佩的是,许质菴在大学期间参加了“九一八”事变后成立的“中大反日会”,并于“一二八”十九路军抗日枪声响起后,与其他进步同学一道前往广州无线播音台,向全市人民演讲抗日救国诸问题。许质菴的爱国之举,广受后世称颂。
除了教育的斐然成就,王五还曾经有过一段诗韵飘香的光彩历程。清末拔贡陈有壮在民国四年(1915年)发起成立了“王五诗联社”,并利用这一平台,定期举办诗联比赛,成功吸引了四乡的文人雅士前来投稿。在“王五诗联社”的影响和带动下,儋县其他市镇雨后春笋般成立了24个诗社,古老的儋耳大地,一时文风蔚起,成为了史上的一段佳话,陈拔贡亦因此被尊为儋县诗坛的领军人物。(记者曾兆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