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是商人的儿子，我会为父母在商场尔虞我诈而蒙羞终生；如果我是将军的儿子，我会因为父亲成了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而深感愧疚；如果我是官家的儿子，我会因为父母曾经受贿别人的钱财养育我而丢脸。好就好在我是农民的儿子，这真的得感恩父母，中国社会从古至今最艰难的是农民，但我仍愿当他们的儿子。

　　其实这人在世界上什么都可以选择，唯一的就是不能选择父母，我的父母如果真的是商人、将军或当官的，那我也只能是无可奈何。好就好在父母生性愚蠢，没有奸计，没有杀气，没有谋略，只能当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了，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也庆幸自己此生能投父母之胎来到这个多数人从事农业的农耕社会的国度，所以我不但从未怨叹过父母贫穷，反而还为有一双农民的父母倍感自豪。

　　远在我的父母的父母的父母……之前的中国社会，华夏民族历来也是重农轻商，或者说是扬农抑商的。纵观中国的经济基础思想史，毫无掩盖地说几乎就是一部抑制经商的农耕占上风的历史，看一看由历代士大夫们制定的“轻重论”、“盐铁论”以及“重本抑末论”，所有的大贾富商甚至是小商小贩几乎没有一个不处在被抑贬甚至挨打击的位置上，并且还会时常蒙受人格上的污辱呢。如汉高祖的所谓“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以困辱之”；还有更甚者吕后还规定“市井之子孙不得仕官为吏”。那个时代，商人已被明确地划分为“贱民”了。由于上层社会对从商者的不公和蔑视，导致了文学戏剧界也大兴抑商风。从唐诗宋词到明清小说，豪门大户们的形象总是猥琐形秽。因而，舞台上也不乏“为富不仁，无商不奸，见利忘义”的经典脸谱一一亮相。而我虽说对那时的太阳冬天昼长还是夜长都不甚了解，但白纸黑字的历史书籍总是会把已逝去的岁月痕迹留给后人揣摩。受其影响，我从骨子里就已种下了对商人乃至每一个从商者的鄙视。如有从商者看了这句话，请也莫太在意，其实我现已步入老年期，骨骼也开始疏松了，当初受史书影响烙在骨子里的印记也渐渐褪色了，用不了多长时间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同时也有不少商人取之有道的发财经也渐渐改变了我对无商不奸的新的认识，商多无奸，社会上也不乏经商不奸者，所以在八十年代后延续至今的商海浪潮中，莫说我未曾下过海，即便是连倚岸观海我也视之为奢望而未曾在心中萌芽过。我想，既然我是农民的儿子，又没有因为是农民的儿子而悲观失望过，何不步父母的后尘在广袤的或肥或瘪的土地上张扬起农民的风帆与犁头，去栽种一方属于自己或自己有一股份的家园，于是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在父母已双双离世时，继承了他们在世前想富的遗志，重履他们双脚曾经踏过的满是泥巴的路。遗憾的是这路毕竟不是水泥路，坎坎坷坷，凹凹凸凸，我走一步摔一跤，走得筋疲力尽，走得风雨飘摇，真是愧对苍天，愧对土地，更愧对父母，惟一留有的只是农民之儿子本份的心仍在土地上跳动。那方土已深深地扎下我的根，不管日后的风向朝什么方位定标，不管生命之舟在哪个码头靠岸，植根于深层土壤里的农民的儿子之心决不会随风飘摇，更不会见风转舵。

　　“下海”者当属精神意义的叛徒，已非我属类了。在文化与商业的边缘，拦截着沙漠化的侵袭，筑起一围绿意，而我曾经也试图耕耘过富园，最早是80年代中期，那时我已从县广播电台借调到县委办公室做秘书工作了，常常看到或听到创办家庭小农场这句话，我便回家发动妻兄内弟一起到大牛岭脚下种益智(一种南药)，花了上千元，七八个人在岭上安营扎寨七、八天开荒垦地，购买种苗，半个月时间，便把妻子十年在家养猪的血汗钱全掷在地里，最终颗粒无收，天啊，当时的上千元，比现在的上万元还值钱。转眼又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又一县委书记号召干部与农民合股种西瓜，我带内弟到农行贷款2万元，自己还垫上几千元。那年春节，天公似是知道了我这个文弱书生也想从农致富，便翻脸下了近半个月的霪雨，已长成足球般大小的西瓜泡在水里，烂的肥沃了田地，能上市的收购老板挑三拣四，最后上车过称的不到半手扶拖拉机，仅付银行利息我又亏了近万元。2000年最后一个月，二十世纪已走到了最未一个年头，新世纪的曙光即将从地平线喷薄而出，但几经挫折与失败的我，农耕发财梦仍未彻底泯灭，经同事介绍，我又从别人手里承包了一个芒果园，并且雄心勃勃地规划了一个发展蓝图，把芒果园旁边的一块空地也承包了下来，2001年春节，我带领妻子、岳父及内弟从大年初三至初七的五天休假时间全陪上，硬是用锄头挖出370个穴，栽下芒果苗。4月1日在陵水海域上空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中美撞机事件，岛内外各路媒体记者纷至沓来，作为县的新闻官，我白天要接待记者采访，晚上又要忙着写稿，忙得废寝忘食，累得焦头烂额，妻子那边一会儿又说芒果园虫害猖狂，一会儿又说菌病蔓延，一会儿又说摘果缺人手，一会儿又说运输没车辆。果园里一连串的问题，接踵而至。公私两者的利害，我不容思虑，因为我吃的是公家饭，给妻发一道命令，把芒果园卖掉，全身心应付中美撞机的善后报道。三年后，买我芒果园的人转手买卖获利比我当时卖给他的价钱翻几番，又三年后，县里征用那片地建自来水厂，仅青苗赔偿费就几十万，零头比我当时卖的还多。天啊！如果我当时不把芒果园卖掉，不是也能赚几十万吗，就是只赚几万，这对兀兀穷年的我来说，无疑也是一笔多么巨大的数字啊。但这毕竟只是假设而已，农民的儿子似乎只能饱肚子，不能鼓钱包。倘若上帝真的是这样安排，那是对苍生最大的不公。我便继续耕耘那片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写稿文人。而下海不管是从商还是从农的话题大多集中在“成败”这个引人注目的焦点上，但是有一种看法更为深刻而凝重，却不一定公开表达出来，那就是来自道德方面的质疑，在文人看来，“下海”与“守岸”构成人格坐标的分水岭。

　　半个多世纪前美国人利奥波德就说，“人们在不拥有一个农场的情况下，会有两种精神上的危险，一个是以为早饭来自杂货铺，另一个是认为热量来自火炉”。之所以我要引用美国人的话是想用来阐明农业之重要，特别是粮食又是重中之重。我们的国度人口众多，而资源又并非十分充足，我们没有什么人能像美国人那样拥有的广阔的农场，我们也没有像非洲一些国家或者我们的邻邦俄罗斯那样拥有那么多的森林供应木柴燃起熊熊的火炉，而从我们国家大学毕业后留洋的那么多精英都只热衷于传递华尔街上的信息，全然不顾我们的国情而疯狂地追赶微软的步伐，似乎这些东西完全可以代替一日三餐。而今，发源于华尔街的金融风暴令多少人特别是对华尔街有所了解的中国知识分子羡慕不已的这座世界金融中心的光环骤然褪色。据报载所登，至2008年10月美国金融失业人数达21.6万人，其中华尔街就占11.7万人，昔日令人向往的金童，现在也为一日三餐的饭碗忧心仲仲。这就足以说明金融之饭也并非旱涝保收，一劳永逸，它也会有丰年和欠年。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还把被称为“天庭”的白宫草坪辟为菜园，言曰参加体力劳动减肥，而实际上是米歇尔意欲在这非常时期以其第一夫人的身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以其模范行为投身农业共同度过经济萧条的难关。把白宫草坪辟为菜园这也并非米歇尔的首创，“二战”期间，时任总统的罗斯福的夫人埃莉诺曾发起一场在白宫的自家种菜活动，号召全美民众度过战时危关，而拥有号称世界金融中心华尔街的美国这一次需要对付的不是以枪林弹雨为恐怖的战争，而是以没有硝烟的金融海啸。更有甚者，几乎在一夜之间，曾被誉为全球最富有的弹丸之国的冰岛就宣告整个国家破产，这恐怕是金融危机受害最深重的国家了。因此冰岛一著名作家就作出了这样的结论：所有的荣华富贵都只不过是过眼烟云，这个世界除了浮躁和喧哗之外，剩下的就只是一条咸鱼了。

　　当下全球化的经济危机让我不禁想起了百年前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百多年过去了，当人们包括曾经无限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不少中国人差不多已把这个幽灵忘记干净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预言又若常青树，在貌似辉煌但近乎蛀空的西方世界里抽丝吐绿。据悉，德国已拨出上亿马克重编马恩全集。由此看来，钻石将永远是钻石，不管它被沉埋多久，都不失其熠熠光辉。想当初，《共产党宣言》就这般毫无客气地揭露资本主义将一切“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而它的剥削则是“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这么说来，还是当农民的父母好，他们的行为不但对子女好，对整个社会乃至世界，不管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好。最起码，他们只懂得与土地周旋，不懂得货币交换中的玄机，更不懂金融学的潜规则，他们无法在金融学界掀起漩涡，更无法为金融海啸推波助澜。世界多一个农民就多一份安宁。我作为农民的儿子至少有农民的心，有农民的言行举止，有农民的所想所为，不管世界一日千里或万里地变化，儿子的心还是你们给予的，与生俱来的“本分”不变。

　　而就在金融海啸仍不见风平浪静时，中国广阔的农村，成亿成亿的农民今时恐怕也没有几个再为无米之炊而发愁了，因为中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也是发展中的大国，远在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古代，中国就把农业当作兴邦的根本，不遗余力地发展农业，到了清乾隆晚期，全国粮食总产就达2088亿斤，比秦汉时代增加了1671亿斤，增长4倍多，乾隆盛世之称所来有自。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的中国仍然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从根本上解决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本身就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那些从不把农业乃至农民放在眼里的华尔街的金童们却也想到了有朝一日他们也会为找米下锅无能为力而饥肠辘辘呢，想着这外面曾经如此辉煌的世界也会有暗淡的时候，这就更增添了作为农民儿子的我有诸多的自豪感了。

　　我之所以什么时候都把自己置身于农民的儿子的称谓下，并非仍然在想渲染汉高祖等历代士大夫们制定的“轻重论”“盐铁论”“ 重本抑末论”等等抑商扬农的思想，只是在提醒人们至少是我的孩子们别忘了农民赋予我们的一日三餐，让他们牢记这个社会当一个农民是何等的重要，因为他(她)们为这个社会提供最重要的资源，民以食为天。

　　(作者：李玉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