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竖立梯子的位置，是大学生“鸟案”的第一案发现场。但判决书认定的地方，并不在此。记者 李晓磊《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 李晓磊 发自河南新乡
闫爱民期待有人把自己抓进看守所。
作为河南“大学生掏鸟案”被告人的父亲，不久前他到检察院自首，称其向有关办案人员行过贿赂。
原本觉得这次举动会以悲剧收场，但现在并没人再理会他。
最近，他几次问检方：“我什么时候进去？”得到的回应是“别闹了”。
至此，“掏鸟案”第一季和第二季基本结束。闫爱民除收获大量舆论声音外，案件本身丝毫没受影响。
目前，“掏鸟案”又迎来第三季。
民主与法制社记者独家调查发现，被告人闫啸天、王亚军虽有违法行为，但司法机关疑似存在违规办案。
两名被告人的父亲说，公安机关定案时只依据了嫌疑人口供，真正的作案地点以及掏鸟数量等均与事实不符。
该案现在的代理律师付建透露：“公安机关甚至没到过案发现场。”
眼下，“掏鸟案”当事人家属并没期待能得到无罪判决，他们只希望案件能进入再审程序，“以维护法律公平”。
7月1日上午，付建律师和闫爱民到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对此案申请检察院提起抗诉，检方已登记。
“案发地”被指有误
闫啸天和王亚军前后共猎捕过两次燕隼。燕隼系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014年7月28日，他们被河南省辉县市森林公安局刑事拘留，最终法院判处闫啸天10年6个月徒刑，判处王亚军10年徒刑。
该案，首先被质疑的是案发地点。
在辉县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中，闫啸天和王亚军的捕鸟行为，全部发生在辉县市高庄乡土楼村。这里是闫啸天居住的村子。
检方资料显示，闫啸天和王亚军首次捕鸟时间为“2014年7月14日左右的一天”，以及2014年7月27日。
辉县市人民法院依据检方指控信息审结了该案。在各媒体报道中，对相关细节描述，也是如此。
闫爱民和律师对第二次捕鸟并无太大质疑。主要质疑为第一次。
在有关该案司法资料记载中，闫啸天和王亚军首次捕鸟时，只有他们两人。可据记者调查，当时至少有7人在场。
除闫啸天和王亚军外，现场还有他们的玩伴郭某豪、郭某亚，以及郭某亚的姨夫闫某正，以及另外两个小孩。
记者分别采访到了郭某亚与郭某豪，二人确认第一次掏鸟地点为高庄乡高庄村，并非判决书中的土楼村。
高庄村是王亚军家所在地，距土楼村有2公里左右路程。
具体时间两人都记不清了，“只记得是7月份。”郭某亚说。
当时郭某亚、郭某豪都在郭某亚家中，中午一点多他们吃过午饭，接到闫啸天电话，说去河里游泳，随即二人共同前往。
在高庄村，他们看到闫啸天、王亚军还有几个围观掏鸟的人。
郭某亚说，鸟窝在他姨夫家门前一棵很高的杨树上。他们从姨夫家借来了木梯子，王亚军顺着梯子攀爬到树上，才将鸟掏下来。
其他的围观人士也向记者确认了掏鸟的确在高庄村。
对于法院判决所称的土楼村，围观人士均不认可，“在哪就是在哪，案子这么大，公安局来调查下不就清楚了？”
围观者还说，警方一次也未找他们询问情况。
所有围观者表示，如果案件有重审可能，愿意到庭作证。
“即使有人给压力也会去。”郭某亚、郭某豪也说。
另据判决书显示，闫啸天和王亚军掏鸟地点在“树林”。可他们掏鸟的地方是村民聚集区，周围只有零散的几棵树。
当初涉案的那棵树已被砍掉。目前，现场只有一截树桩裸露在外。
到底有几只鸟？
关于第一次猎捕的燕隼数量，目前也有分歧。
辉县市人民法院判决书显示，闫啸天和王亚军猎捕了12只燕隼，逃走1只，死亡1只，剩余10只，有7只卖到郑州，1只卖给一名叫贠荣杰的人，还有2只卖到洛阳。
据围观掏鸟过程的郭某亚、郭某豪回忆，当时他们看到的有4只或5只，“具体记不清了，但绝对不是12只。”
郭某豪清楚记得，王亚军掏下来的是雏鸟，“白色的，毛茸茸的，谁都不认识，也没有听说要卖鸟。”
郭某亚、郭某豪还证实，鸟被掏下来后，直接送到王亚军家中，随后他们前去河中游泳。
但在法庭审理过程中，闫啸天却称他们第一次掏了12只鸟。
对于这个数量，郭某亚、郭某豪均称不能理解。
今年5月25日，该案代理律师付建，在河南省第二监狱专门就这个问题询问过闫啸天。
除付建外，闫爱民和两名警察也在场。
在律师出具的询问笔录上，闫啸天写道：“第一次只掏了6只鸟。”
对于律师提出的为何开庭时承认捕鸟16只(注：闫啸天和王亚军第二次掏鸟的数量为4只)？
闫啸天称：“在森林公安录口供时，我一开始说6只，公安说我们(指王亚军)口供不一样，把我们俩叫到一块，最后录口供录成16只，公安说弄几只鸟不是什么大事。”
付建感慨说：“他俩没想到这种案件，是以鸟的数量定罪量刑的。”
另外，辉县市森林公安局向鉴定机构只送检了5只鸟。其余的十几只并没司法鉴定，“也就是说，那些鸟是不是保护动物都难讲。”付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