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海拔头筹,北京紧随其后

  没有意外,上海和北京两个直辖市2016年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突破了5万大关。

  上海以54305元位居首,北京以52530元紧随其后,排在第二位。而在2015年,上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9867元,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8458元。当时这两个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接近5万元。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亮眼,并不意味着上海和北京的GDP总量就一定最高。排名显示,2016年上海的GDP总量是27466.2亿元,排名第11位;北京的GDP总量是24899.3亿元,排名第12位。

  接下来的问题是:GDP总量不是最大的上海和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何以有如此出彩的表现?

  袁钢明给出了答案:“农村人口的数量和富裕程度是决定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两个重要因素。上海和北京两个直辖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之所以高,主要是这两个城市的城镇人口比较多;虽然这两个城市也有郊区和农村,但是农村人口的数量不大,而且农村人口相对比较富裕。凡是农村人口多的省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就会受影响。”

  以北京为例,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2月25日发布的《北京市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为2172.9万人;在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1879.6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86.5%。

  虽然没有直接公布农村人口,但是简单计算大概得出北京常住的农村人口是293.3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仅为13.5%。

  对比人口大省河南省,其在GDP总量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排名足以说明问题。

  河南省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河南省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全省2015年年末总人口为10722万人,常住人口9480万人;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4441万人,占46.85%,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39万人,占53.15%。

  河南的农村人口占了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尽管2016年河南的GDP总量史无前例达到了40160.01亿元,排名第五位,但是由于农村人口众多,2016年河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8443.08元,与全国23821元平均水平还相差了5377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排名第24位。

  除了人口结构因素,袁钢明认为,京沪的现代服务业最为发达,而现代服务业正是高收入人群集中的行业。从这个角度说,京沪人均可支配收入高,跟现代服务业从业人群整体收入高有关,正是现代服务业拉高了京沪的人均收入水平。

  此外,《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梳理发现,2016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3万元大关的有6个省份:上海、北京、浙江、天津、江苏、广东。3个是GDP排名靠前的经济大省,3个是直辖市。这并非巧合。

  “这6个省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已经把中国的城乡差距问题反映出来了。经济强省的城乡差距相对比较小,而上海、北京、天津由于是直辖市,农村人口比较少,低收入人口所占比重小,相应地,人均可支配收入就高。但是,西部省份的情况就不容乐观,目前西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仍较大,城乡差距甚至达到了3倍。”袁钢明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建议,国家应该重点解决东西部居民收入差距,使其均等化。

  浙江斩获季军:发展均衡,含金量最高

  2016年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可圈可点。

  2016年浙江的GDP总量与广东、江苏、山东相比,有着不小的差距。2016年浙江的GDP总量为46485亿元,排名第四位;与排名第一的广东相差33027亿元,与排名第三的山东也相差了20523亿元。

  但是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越了直辖市天津,仅落后于上海、北京两个直辖市。

  2016年浙江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8529元,位居第三位,正在向“4万元俱乐部”冲刺。不仅如此,浙江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也是全国各省份中最低的,差距最小的。

  在数据上呈现出的这抹“新亮色”,跟经济新常态下浙江的转型升级在不断向“纵深推进”有关。

  浙江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近日发布的《2016年浙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浙江第一产业增加值1966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20518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24001亿元,分别增长2.7%、5.8%和9.4%,第三产业对GDP的增长贡献率为62.9%。

  浙江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跟北京、上海有着“同工之妙”,这就不难理解浙江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何以跟上海、北京一起站到了第一阵营。

  下面这组数据更具说服力。在2016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0.1%,占规模以上工业的40.1%,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为68.5%;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0.9%;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8.6%;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物联网、海洋新兴产业、生物产业、核电关联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2%、16.0%、8.3%和7.9%。

  可以说,作为中国首个将信息经济作为战略行动提出的省份,浙江的信息经济也正在改变着浙江的经济基因,并逐渐接过引领浙江经济增长的“接力棒”。

  信息经济正是高收入人群集中的行业。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年平均工资最高的是金融业114777元,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12042元,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89410元。

  从分布上看,浙江恰好是这些高收入行业最为集中的地区。

  不仅如此,《2016年浙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浙江每百户居民家庭拥有家用汽车45.2辆,平均近半家庭已经拥有汽车。这说明浙江藏富于民。

  袁钢明分析说, “浙江很多人创业意识比较强,形成了浓厚的营商氛围,所以,浙江民营企业多,这些人收入也较高,能够拉动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快速增长。浙江不仅城市富裕,甚至连农村都富裕,是普遍富裕。在居民收入问题上,正在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有质量的‘共同富裕’之路,浙江的发展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