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89年11月的谢某，系临高县东英镇人。“读小学时，我经常考到班级前三名。”谢某回忆。但家人并不认为读书能有直接的收益，觉得读书没用，小学毕业后他就在家务农。2005年，他到广东东莞、深圳等地打工。2009年回家，认识了王某龙。“他比我小，但人仗义，别人对我好，我也对别人好！”谢某说，“承蒙大哥看得起，既然不能上学，无论是喝酒还是作案，我也跟着去，混生活。”

　　可惜这种哥们义气用错了地方。一审判决显示，谢某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3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4万元，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7万元。

　　谢某透露，他有阅读《读者》、《演讲与口才》等杂志的习惯，尤其喜欢一些哲理性的话语。刚进看守所那段时间，百感交集，深夜仍难以入眠。他说，入狱后如果有机会，会多看书、多学习。

　　临高一派出所民警介绍，很多农村孩子因为家里贫困，或受到家长、伙伴“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往往小学、初中毕业后就出来混社会，因为没有技能等原因，工作都很辛苦，也很难得到认同，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们对生活很不满意，一旦受到教唆，感到被关心被认同，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

　　盘踞一方7年之久以暴敛财380余万

　　他们的“生意”是怎么做大的？

　　2009年7月，王某群、王某衡强行转包临高县波莲镇大佬村美代坡170亩土地，从中获利14.6万元。

　　2010年7月，王某衡指使陈某、王某武、王某弄敲诈勒索周某成10万元。

　　2012年7月至2013年3月，王某龙、陈某凯、王某、谢某等人以看场为由，向江之韵KTV等强行索要“保护费”共计13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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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这个团伙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不断在非法攫取经济利益。据统计，王某群、王某龙团伙在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中，非法聚敛380多万元，其中通过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获利370万余元，强行收取“保护费”13万余元。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人在被敲诈勒索时也不愿就范，但架不住这个团伙人多势众，抱着“花钱免灾”的心理给钱了事。也有人在没有屈从或报警的情况下，再三遭到报复，也让他们不寒而栗。

　　这个涉黑团伙能够“做大”，存在这么久，还与背后的势力有关系。而据一审审判长伍柄霖分析：“团伙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伍柄霖还分析，这个团伙还有其他几方面特征，一是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在团伙内部有威信。二是通过非法手段敛财，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使得团伙能够滚雪球般地变大。

　　由于犯罪形成“产业化”，这个团伙在临高县城租房“办公”，采取一系列违法犯罪行为从事“经营”，从而有经济实力购买枪枝弹药等武器。有了经济支撑，这个涉黑团伙就形成了稳定的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又通过巧取豪夺，做大“产业”，达到以暴敛财、以财养暴的目的。

　　这个团伙在当地臭名昭著、树敌很多，却能维持7年之久，也与组织的严密性和蛊惑性颇有关系。为控制手下成员，笼络人心，王某群、王某龙对成员予以资助、庇护，经常设宴犒劳手下成员，为他们提供医疗费等“福利”，还为部分组织成员发工资。

　　“家里缺钱了，父母生病了，大哥会给钱，平时还有工资拿，让我们养家糊口，我们很感激大哥，就跟着走下去了。”谢某说，他来自农村，家境贫困，又是家里的老大，在团伙里能挣钱，让他有种自食其力的感觉。

　　深陷“组织”有家不归逞强斗狠作恶多端

　　他们的内心

　　到底在寻求什么？

　　谈到临高27人涉黑团伙案，海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丁金霞博士指出，形成团伙，从根本上而言是在寻求归属感。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寻求这种归属感？他们以前归属于什么？丁金霞说，在家庭、学校，如果孩子觉得自己只是被管理者，在团体中没有地位、没有价值，与家长、老师缺乏情感交流，就可能找不到归属感，他们往往会以“人格分裂”般的倾向走向社会去寻求认同。“家里人和老师们总是管我，外面人对我还好些”，这是不少孩子的感受。“其实父母、姐姐都管教过我，但那个时候他们越管教，我就越有叛逆心理。”刘某良的这句话就是明证。

　　丁金霞分析，孩提时代，孩子很听父母等长辈的话，而到中学时期，受同龄人影响更大，会自觉寻求同伴的价值认同。这个时期，如果调皮捣蛋的孩子被简单地推向社会，极易结成低龄化团伙。

　　如何让青春期孩子的叛逆性回归正常轨道？丁金霞提出，青春期的孩子身边至少要有一位“精神导师”，这个人可以是父母，也可以是老师，或其他的长辈，不管是谁，这个人在孩子心目中一定要很有权威，孩子从心底里崇拜他，愿意接近他并听从他的教导。“父母和教师要从小帮助孩子建立牢固的是非观念，划出一条红线，明确哪些是可以或应该做的、哪些是绝对禁止做的。”她透露，目前她已在我省一些市县开办“家庭教育大讲堂”，旨在帮助父母了解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掌握教育孩子的方法，使青春期孩子安全地跨越叛逆的危险期。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导杨路生，则主要从法治层面分析27人涉黑团伙案。他认为，青少年犯罪具有两面性特点，即一方面涉世不深，具有很强的模仿性，比如刘某良小时候受到电脑中暴力游戏的影响，一步步走上犯罪之路；另一方面，青少年又有相对的独立性，表现在违法犯罪活动中，就是逞强斗狠，27人涉黑团伙的众多恶性案件可见一斑。

　　“学生的行为只要未触犯刑法，学校一般不应该将其开除，不能简单地把所谓的‘问题学生’推向社会。”在谈到如何帮助“问题青少年”时，杨路生提出。他呼吁，所有老师都要既教又育，尤其是要配备专门的德育老师，14岁左右是孩子成长的关键节点，这个时候要把有问题倾向的孩子拉一把，对孩子不能不管，但又不能管得太死。而对触犯刑律的青少年，刑满释放后，社会不能对其避而远之，因为每个人都具有一定的可塑性。

　　对于27人涉黑团伙案，杨路生发出“七年之问”：这个团伙为何存续七年之久？“如果对涉黑团伙打击不力，客观上就起到了保护作用。”杨路生认为，政府、学校、社会、家庭等各个领域，要多管齐下、形成合力挽救“问题青少年”。(易宗平 薛逢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