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检察院公诉二处检察官助理 汤宁：
在两个房屋中间一个很窄的过道里，我们发现了小女孩的尸体，孩子被扔在排水渠里，身上用很多杂草掩盖。被发现时尸体保持蜷缩、扭曲状态。
（三）
无法想象在最后时刻，琳琳经历了怎样的恐惧与无助，小小的她还没来得及感受世界的美好，生命就戛然而止。现如今，尽快找到这名凶手，将他绳之以法，是支撑关红旗一家活下去的唯一动力。
通过调查，警方很快从监控视频中锁定了一名男子。就在此人身份尚未确定时，一位正在看录像的民警忽然惊呼起来。
山东省检察院公诉二处检察官助理 汤宁：
这个事说来也巧了，这个民警几年前曾经办理过李玉成猥亵儿童的案子，所以这次看录像过程中，他一眼就认出了李玉成。
通过民警的指认，公安机关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在次日上午11点，于邻村工地将其抓获！
到案后的李玉成萎靡不振，神情紧张。办案民警将一段视频播放给他看，他一会儿死死地盯着视频中的自己，一会儿忽然低下了头，额头渗出细细的汗水。
山东省检察院公诉二处检察官助理 汤宁：
监控视频中显示他与小女孩一前一后走进巷子，而半个多小时后，只有李玉成自己神色慌张地快步走出，小女孩再也没有出来。因为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其他人出入这个巷子的两端，李玉成有重大罪案嫌疑。
这段视频至少可以显示两点：其一，在这半个多小时的过程里，除了李玉成和小女孩琳琳，没有第三人出现在监控录像里；其二，半个多小时后，只有李玉成一个人离开了巷子。因此，按照一般的思路，仅凭这段监控视频，已经完全能够锁定这犯罪嫌疑人必是李玉成无疑。
然而，作为办理过多起死刑二审复核案件的检察官，汤宁并不这样认为。
尽管视频可以作为重要证据，但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讲，该证据的效力仍然需要其他证据的有效补充。因为，该视频没有拍摄到案发经过、也没有拍摄到李玉成作案的案发现场，因此无法作为直接客观证据使用。也就是说，仅凭视频是无法将李玉成定罪的。
据此，案发现场的有关物证显得尤为重要。而此时，公安鉴定中心传来最新消息，让这个本就证据脆弱的案件难上加难。
嫌疑人李玉成作案时所穿衣物已提取并送至烟台市公安局检验，但经检验，未能检出相关DNA。这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的，这个结果给案件带来了很大困难。
为了进一步突破案件，侦查人员通过大量走访调查，调取了诸多证人的证言，并获取了其他证据。一段时间后，在大量旁证面前李玉成低下了头，他不仅主动交代了犯罪事实，而且其口供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已能够完整的勾勒出案发现场的原貌。
可在他的言语中，拥有丰富办案经验的检察官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
他虽然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了供述，但一直在强调自己不是故意的，没想到孩子会死，自己也很害怕等等，因为他看到证据已经很明确地指向了他，赖是赖不过去了，只能试图给自己减轻罪责。
尽管李玉成有着种种辩解，可一个30岁的成年人，真的会不知道自己“捂口鼻、掐脖子”等行为会导致孩子的死亡吗？更有甚至，出事后，李玉成非但没有在第一时间对孩子进行救治，反而将其掩埋于路边水沟，这能说是有挽救意识吗？显然，李玉成前后矛盾的说辞并不能成为其脱罪的理由。 2014年3月14日，烟台市检察院以强奸罪、故意杀人罪向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14年8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李玉成因强奸罪、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一审判决后，李玉成不服，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
（四）
2014年冬，山东省检察院公诉二处检察官助理汤宁接手了这起案件。山东省检察院公诉二处主要负责全省死刑上诉二审案件的审查、复核、出庭等诉讼监督和业务指导工作。看完卷宗，汤宁说出了自己的感受。
拿到案子后，我心里很难受。一方面我也是普通人，这起案子性质恶劣，我对凶手也是十分痛恨的；但另一方面我是一名司法人员，抛开个人情感，拿到卷宗后我觉得证据确实不够扎实，人命关天的大事，我必须对每一个犯罪嫌疑人负责。
本着对案件高度负责的态度，汤宁不放过案卷中任何一个细节的审慎核查。虽然现有证据达到对李玉成提起公诉的标准，但案件中一直有一个地方让汤宁耿耿于怀：在前期送检的琳琳衣物上，竟没有检出李玉成的DNA！虽然有了李玉成的口供以及其他证据佐证，李玉成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被判处死刑，但客观性证据的缺失成为这起案件让人揪心的缺口。
汤宁仔细翻看卷宗、不断与前期办案人员交流，他发现，在之前细致的侦查下，想要找出新的证据并不容易，监控的盲区、DNA的缺失成了证据链上缺失的两环办理案件。那么，现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个深秋的中午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了找到答案，汤宁决定亲自前往案发现场一探究竟。
当我真正站在那个地方，我的体验和在卷宗里看到的完全不同。包括确定监控的位置、范围、案发街道距离等，我有了新的分析。
在现场，汤宁对证据作出了以下两个判断。然而，这两个判断指向的事实，几乎是矛盾的。因此他认为，这段关键的监控视频无法成为证明李玉成犯罪的决定性证据！
通过到案发现场我确信了两件事，一个是案发的那条小路很短，正常通行的话大概3、4分钟就可走完。可在视频中，李玉成通过时足足用了35分钟，说明其有充分的作案时间。且在该时段内，并没有其他人从视频中出现。而另一件事就是我发现在巷子中间，有一个南北的小路是视频的盲区。案发地就是北边的小路，而南边的小路则是当地老村委会。仅通过巷子东、西两头的监控视频无法断定，在此期间内是否有人从村委会走出，前往作案现场。虽然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我们必须承认是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的。
通过对视频录像的分析，汤宁发现，究竟是否曾有人从巷子南北小路到过作案现场，成为这段监控的关键。可惜的是，巷子中南北的小路上没有监控。至此，想要从监控入手，锁定嫌疑人的路被堵死了。
视频监控盲区成了翻案的“万分之一”可能。虽然无论是从李玉成的通过时间还是两人行迹来看，监控录像均指向李玉成，但作为死刑二审上诉的助理检察官，汤宁对每一起案件都有着极其严苛的证据标准，每一种怀疑都事关被告人的生死，他必须慎之又慎。
怎么办？！案件一时陷入胶着。如果证据链无法闭合，李玉成很可能不会被核准死刑，可如果案件变成这样，别说受害人家属无法接受，连汤宁自己的心里都无法释怀。
到底什么环节出了问题呢？汤宁又一次地翻着卷宗，忽然！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在一审时，嫌疑人李玉成作案时所穿衣物已提取并送至烟台市公安局检验，但公安机关出具说明，未能检出相关DNA。可我忽然想到，没检测出DNA并不代表他们两人没有接触，因为还有极小部分可能性是两人发生接触了，但没留下证据。而且也不排除检测的位置不对所以没有测出来等情况。如果能检测出，那将是这个案件的决定性证据。
想到这儿，汤宁马上联系当地公安。在他的再三坚持下，公安机关将李玉成作案时的衣物及受害人衣物提取的检材重新鉴定。有人认为，这显然是多此一举。然而，第二次鉴定结果，却真的让案件出现重大转机！
山东省检察院公诉二处检察官助理 汤宁：
根据后来烟台市公安局刑事科学研究所出具法医物证检验鉴定书，在李玉成上衣右前襟下部检出混合基因分型，包含李玉成和被害人的基因分型。也就是说，证实了两人之间有过亲密接触。
（五）
汤宁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了。面对死刑二审案件，作为检察官，他不能允许有一丝差错。这起案件中，视频监控的盲区就是万分之一的概率，只有完全排除第三人作案的可能，才能让这个案件的证据链完整闭合。
山东省检察院公诉二处检察官助理 汤宁：
不办冤假错案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底线，虽然在法律上，死刑案件并没有特殊的要求，但就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十个字，我们要坚持最严苛的标准，所有证据都要经得起推敲。
最终，二审法院作出了维持一审判决的终审裁定。
值得注意的是，李玉成再次犯案是在其假释期间，法律对这一块又是如何规定的呢？
山东省检察院公诉二处检察官助理 汤宁：
根据刑法第八十六条，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犯新罪，应当撤销假释，依照刑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嫌疑人李玉成在假释考验期内再犯新罪，应撤销假释数罪并罚。
2016年2月，最高法核准李玉成的死刑裁定。
随着李玉成的死，这起在海阳轰动一时的惨案尘埃落定，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多艰巨且漫长的课题：假释人员出狱后的监管和矫正该如何保证，社会基层人员心理健康如何保障，孩子、家长、学校心中的警钟如何长鸣，都是这个案子留给人们的思考与警示。（本案中受害人及其家属皆为化名，部分图片源自网络）
来源：山东省人民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