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昌杰说，他至今记得17年前的情形。“当时气氛很紧张，厂里查账的来了，我没法还上40万元，一直希望自己侥幸没被查出来，心情很复杂。”云昌杰说。“后来，厂里几个人都被处分了，我知道这事瞒不住了，可我不想坐牢，害怕失去自由，只好逃走。”
逃亡之苦
“我不敢得罪任何人，甚至不敢与人辩驳。”
处处“低调”，他成为最容易被欺负的对象
12月18日早晨8时许，机械厂宿舍内，66岁的云昌杰悄悄爬下床，准备洗脸水，准备早餐……做这一切时，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轻手轻脚，他说这是多年来逃亡养成的习惯。
“就想低调，希望别人都不注意到我。”在和云昌杰交谈中，记者听到重复最多的一个词语就是“低调”。他说，这两个字很形象地概括了自己逃亡17年的生活经历。
云昌杰清楚地记得，那是1998年10月13日，在和家人匆匆告别之后，云昌杰踏上了逃亡之路，这一逃就是17年。“当时啥都来不及拿，就带了2万元人民币和6000美元，包在内裤里，然后穿在身上，偷偷地坐飞机逃到泰国去了。”
“我的父亲是一名泰国华侨，在泰国素崖哥洛县做小生意，我也是出生在泰国，后来才随母亲回到海南的。虽然当时父亲已经去世，但还有几位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在泰国。”云昌杰回忆说，说明自己的情况后，身在泰国的几位兄弟姐妹不约而同地劝说他潜逃泰国。
逃到泰国哥洛县后，由于没有身份证，正规用人单位招工他根本不敢去，五年的时间里，云昌杰都只能在家里闲着，很少出门。因为姐姐在哥洛县市场有一个卖杂货的摊位，云昌杰偶尔帮姐姐拉拉货物。
2003年，经亲戚介绍，云昌杰在当地一家华人社团找到一份工作，主要从事文字工作，还做组织会议召开等一些琐事。在社团，云昌杰每天默默地工作。期间，云昌杰还用自己带走的那2万元人民币，托人为自己办了一张名为“刘文清”的泰国身份证。“除了改名字，我还故意将自己的年龄增加了10岁，当时想的是，年龄老一点别人不会太注意，就可以远离视线，躲避调查。”
有了这张泰国身份证，云昌杰胆子大了一些，他说，那是自己逃亡生涯中比较轻松的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安全了，但内心深处又知道自己是逃犯，我走到哪里都刻意保持低调，不希望被人注意到，有时候在街上看到警察也不敢正眼看，晚上睡觉会醒来几次，在工作中受委屈了也只能忍气吞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