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通行宝钞”的诞生
那么，大明王朝是出于何种目的发行“宝钞”的？先看清代乾隆年间纂修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中的相关记载：
“（洪武）八年春正月，诏天下立社学。帝以都邑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沾教化，命有司更立社学，延师儒教民间子弟……三月立钞法，时中外各置局铸钱，有司责民出铜，毀器物输官，颇以为苦，而商贾沿元之旧习，用钞而不用钱，乃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其等有六，曰一貫，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钞一贯准钱一千、银一两，禁民间不得以金银货物交易，违者罪之……”
原来，1375年，明朝廷铸造铜钱时，有关部门要求民众毁掉铜质器物，以供官方铸钱，老百姓叫苦不已，而且商家仍然沿用元朝的旧习，喜欢用纸钞而不是用铜钱。于是，朱元璋顺应民意，诏令中书省印制大明宝钞。
再看明人胡我琨所撰的《钱通》一书：“洪武八年，令中书省造大明宝钞，取桑穰为钞料，其制方高一尺、阔六寸，许以青色为质，外为龙文花栏，横题其额曰：大明通行宝钞。内上两旁复为篆文八字，曰：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中图钞贯状十串，则为一贯，其下曰：户部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若五百文，则画钞为五串，余如其制而递减之。每钞一贯折铜钱一千文、银一两……”对纸钞的描绘极其详尽。
综合这两处文献资料，黄地福收藏的大明宝钞是6种面值中额数最大者，相当于一千文铜钱或一两白银，钞上的文字内容也得以识别。其主要原材料为“桑穰”，即桑树的第二层皮，后世也有说是将桑穰和废纸一起捣成，或与桦树皮兼用。
此外，据记录明代泰昌、天启年间邸报、公文和奏章的《两朝从信录》记载，朱元璋之所以大力推行大明宝钞，除了因为“宋有交会法，元时亦常造交钞及中统、至元宝钞，易于流转”之外，还因为有奸民私下铸造铜钱，损害到王朝的财政收入，因而一度停止铸造铜币，并禁止用金子和银子交易。
但仅过两年，1377年，朱元璋又令各布政司宝泉局恢复铸造小钱，与宝钞同时通行。
根据故宫博物院馆藏印版还原的“大明通行宝钞”复印件。宝钞发行弊大于利
朱元璋力推宝钞，大有“货通天下”之势，确实方便携带和使用。然而，在统计学和金融学尚未发达的年代，国家财富和货币发行根本无法匹配起来，有意或无意的“超发”在所难免。
乾隆年间编修的《钦定续文献通考》就记录了“大明通行宝钞”的种种弊端，其中最严重的就是由于发行量快速增加而加速贬值。按发行之初的价值，宝钞一贯等值于白银一两，但到朱元璋死前，一两白银则需要三五贯宝钞来兑换；永乐中，宝钞加速贬值，十二两白银能换一千贯宝钞；到了正统元年，即1436年，一两白银更是可换一千余贯宝钞。因此，时任太子少保黄福不得不奏请，以白银换宝钞，回收纸币。
景泰元年（1450年），朝廷一度下旨停止印制宝钞，但5年后又重新启用。
到了成化（1465-1487）初年，一贯宝钞只能换取二文钱，与最初的一千文差之甚远，老百姓拿到手后往往置之不用。
海南先贤、曾经官至宰辅的丘濬（1421—1495）对宝钞的使用有过一番论述，他认为以造价仅三五文钱的一贯宝钞，去换取价值一千文钱的物品，很不公平，强制推行自然不得民心，只会重蹈元朝灭亡的覆辙，但这并不是他的重点。
丘濬分析和建议道：“本朝制铜钱、宝钞相兼行使，日久弊生。钱之弊在于伪，钞之弊在于多，将以通行钞法，请稽古三币之法，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以中、下二币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准上币以权之。”（详见《大学衍义补》）可是，皇帝没有采纳他的观点。丘濬逝世后，弘治皇帝钦赐了一笔抚恤金——“宝钞一万贯”，但是此时宝钞的价值自然不能与洪武初年的同日而语。
整个明代，宝钞走走停停，身价时高时低，总的趋势是高开低走。崇祯十六年（1643年），安徽桐城生员蒋臣谏言每年可发行三千万贯宝钞，每贯值一两白银，一年就可增加三千万两的收入；户部侍郎王鳌永认为每年应该加印二千余万贯“以蠲穷民”。于是，崇祯特设“内宝钞局”，昼夜赶制，但真到募集商人售卖宝钞时，别说一贯值一两白银，连“九钱七分”都无人肯买，京城商户纷纷关门走人。
“大明通行宝钞”在明代越来越不值钱，但作为今世的藏品，在黄地福手上已经成为一件宝贝，还附带了丰富的收藏价值和文化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