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旅客在通辽至集宁的火车上。火车是百姓出远门最主要的交通方式。改革开放，让世代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离开故土，踏上追梦的旅途。王福春/摄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它是中国的未来由朦胧而清晰、由迷惑而明朗的关键年代。正是有了这个改革开放的过渡期，上世纪80年代的价值才会转化成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行动。
天涯、海角、烂尾楼
1991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张宝全，正兴高采烈地准备拍人生第一部商业电影，却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撤项的通知。“不就50万元吗？干脆自己下海挣50万元再拍”，张宝全决定到南方寻找机会。
他带着身上仅有的几百块钱来到这个“举目无亲”的经济特区。“飞机门一打开，闷热潮湿的空气向我扑来。第一感觉像是进了桑拿房。”张宝全对深圳的印象并不好，“我本来就怕热。”但张宝全还是被深圳的柏油路震撼了，那个年代国内很多地方都还是沙石路，而深圳人都穿着好鞋子。
为了节省费用，张宝全住在一家便宜的招待所，没有空调。“我买了一箱方便面，塞在床下面。”他边等机会边找朋友。有一个朋友在深圳倒卖批文和手持式电动缝纫机，这家公司加老板一共3人，张宝全希望成为第四个人，结束“无业游民”的状态。
有一回，老板请了很多领导去唱卡拉OK，这也是张宝全第一次进K房。老板介绍说：“这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高材生。”
“当时我觉得很丢人。”2016年，在北京郊区的别墅里，张宝全还记得当时的尴尬，“你还不如那个陪唱的。南方人只看钱。那时候艺术不值钱，钱最值钱。万元户和导演出去，人家满脸的笑容肯定是给那个万元户的。”
后来张宝全在朋友处听到老板对自己的评价是：张宝全就是个文人，做生意不行。“基本上把我判死刑了。”张宝全只好离开深圳，几个月后，转战另一个经济特区——海南。
初到海南，张宝全走出飞机门时没有湿热的空气，只有满耳打桩机的声音，“咣当咣当”，“遍地是工地，本能地觉得这个地方有机会”。1992年正是海南地产泡沫的顶峰，以四大银行为首的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要挣钱，到海南； 要发财，炒楼花”。
后来与张宝全并列地产界“京城四少”的冯仑、潘石屹都已经在海南开始原始积累。张宝全刚到海南时，冯仑的万通正在募资，还有人找过张宝全让他募股。当年海南城市人口100多万，房地产公司就有2万多家，没人知道房子盖好卖给谁。
1992年，深圳，人们蜂拥而上抢购股市抽签表。“那是海南最疯狂的时候，击鼓传花。一个穷光蛋，一夜就能变成百万富翁。”那时的百万富翁可以抵上现在的亿万富翁，张宝全亲眼看到这样的神话。一个从北京下海的人，身无分文，借了200万元，不买地而是买了两台奔驰，专门跑当地领导，请领导吃饭、娱乐，结果批了一大片地，拿出一部分来一转手，就真的有钱了。暴富后这个人回贫穷的老家光宗耀祖，答应帮家乡政府脱贫，县里筹集了2000万元交给他，他也豪气地承诺能赚两三倍。他把钱买了地，却没想到海南地产泡沫很快就破灭。
“土地价格掉了一半，真的成‘负翁’了。”张宝全回忆起这位朋友的惨况，“老家人都说他是骗子，2000万元对他们老家是要命的，最后老家公安局来人到海南把他抓走了。彻底完了。”张宝全说，泡沫时，最惨的就是千万富翁和百万富翁，因为他们都在银行贷了几倍的钱押在土地上。
刚到海南的张宝全花了很大力气才注册了一个房地产公司，“花了一个月时间，把科长、处长都跑了一遍。”张宝全记得，那时候海口没有公共汽车，“打的打不起，就打摩托，摩托不管去哪都是3元，但打摩托又怕人家看见，离工商局快100米时就下车，把衣服弄好，然后走进去”。
张宝全记得那时有个“麻科长”，“那个科长满脸麻子，招待他不仅得请吃饭，还得请唱歌、请跳舞”，一个月下来，钱就用得差不多了。
整个公司就张宝全一个人，“做饭、打字、打扫卫生、总经理，都是我一个人干了”。当时，“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到海南做房地产”，投资者多而创业者少，很快就有一家北京的金融机构找来谈合作，行长助理希望张宝全能帮他们注册一个房地产公司。刚跑了一个月工商局的张宝全，一个星期就帮他们把公司注册了。
一天，行长助理带着四五个人到海口来，“很认真地找我谈判，要在海南联合开发房地产，而我当时就一个人”。谈判的条件是：所有项目都五五分成，共同融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分利润。
“我当时一听就乐了，因为我没钱，共同融资肯定都是他们去筹钱。银行有的是钱，就是不会干活，所以利用我来经营。”很顺利，双方签下了联合开发合同。张宝全也开始了真正的商业人生。那时已经是1992年年底，离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只剩下几个月。
半年后泡沫破灭时，张宝全已经在海南联合开发了3个项目。“钱肯定收不回来了，但是资产全在，因为我的合同都写得好，虽然价格掉下来了，但还没有变成负资产，至少金融机构没有损失，只是没法变现了。正因为这样，银行也很感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