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柏树胡同，汪荟在她捡钱的地点。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NO.6 汪荟 21岁

　　社区：东城区东华门街道

　　【德行录】

　　5万块钱，算不上一笔巨款，但对汪荟来说，可能是打工三四年的工资，能让她读上技校，学会电脑编程做平面设计。但如果有了这5万块，汪荟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上学，而是给老家20多年的红砖房涂层外墙，因为“下雨会往屋里渗水”。

　　但真碰到这5万块时，汪荟想都没想，把钱交到了警察手中，“他们找人比我更有办法”。事情到此该和汪荟没啥关系了，可接下来的几个月，这成了她的心病，不断回想那两个穿着朴实的失主模样，“丢钱的人得多着急啊。”汪荟一连三个多月不断寻找失主，甚至被骗子嘲笑。

　　21岁的汪荟，个子不高，运动上装配牛仔裤，在胡同理发店剪的一头短发，像个男孩子，她几乎不逛街，洗脸、擦脸不用任何化妆品，“没那个习惯，”她说。朋友说她和90后不一样，倒像60后，老爱操大人的心。她想的是养家糊口的事儿，谈论更多的是以后开自己的江西小吃店。

　　拾金

　　发现5万块追出胡同

　　前年，在老家江西鹰潭读完高一，汪荟就离开了学校，四处打工。后来，她来到北京，跟着爸爸的世交胡女士在王府井柏树胡同的店铺里，学着打理书画紫砂生意。每天她7点多起床，墩地，掸掉柜子上的尘土，擦净玻璃墙，偶尔出去进货。

　　去年11月20日，大约中午12点，汪荟就是这样擦着玻璃，看到店外的石墩旁，站着两名中年女子。风很大，两人头发都有些蓬乱，看上去有点焦急，一个人拦住了行人，好像是在问路。在她们身旁的石墩上，是两个敞口的信封，一摞人民币整齐地翻在外面。

　　当汪荟再次回到玻璃前，两名女子已离开，但两个信封竟还在石墩上。汪荟的第一反应就是，刚才的两人把钱落下了。她跑出去，拿起钱，追到胡同西口，没见人，她又追到东口，还是没人。

　　捏着厚厚的钱，汪荟数了数，5万块整。纸袋上有某银行的标志，像是刚取出来的，这附近有几家大医院，是不是求医急用的？汪荟猜想。人该没走远，寒风里，汪荟就站在石墩旁等，没人过来。最后汪荟把钱送到了辖区派出所。

　　寻人

　　被骗子嘲笑“有钱”

　　钱“送”出去了，汪荟觉得事没完。她花了20块钱，印了20张招领启事，写下手机号，贴在胡同里和街道上。想起装钱信封上的银行标志，汪荟就找到附近的那家银行，希望对方调取监控录像寻找失主，但被婉拒。

　　从去年11月20日，到今年3月，三个多月，汪荟始终放不下这“丢钱”的事。她不时去派出所打听“有信儿吗？”一听说没信儿，她更急了。“要是我丢了这么多钱，得急死。”她发动小学、初中的大概50名同学帮忙上网发帖。

　　发出的帖子还是“见效果”的。有人打来电话说钱属于他们，但钱是50元还是100元的说不清楚。有一名男子在谎言被识破后仍不依不饶，“5万块钱你都不要，那你很有钱啊，我得了很重的病，你给我几万块吧。”汪荟说拿不出来，那人说那就5000块吧，汪荟说那也拿不出，那人急了，“我真的得了很重的病。”汪荟说，这样吧，我省一个月的伙食费吧，几百块，你看要吗？那骗子不言语了。

　　有人嘲笑汪荟一根筋、有点“二”，不但自己没留下这钱，还自找麻烦。汪荟有点郁闷，“做了好事应该鼓励的，”但汪荟有充足的理由反驳，“我做了一辈子不让自己后悔的事。”更重要的是她也得到了父母的支持。

　　家贫

　　自己舍不得花钱

　　汪荟的老板及同乡胡女士介绍，汪荟家的条件并不好，没读完高中，外出打工。“在江西时我是开宾馆的，那时候宾馆里常有客人丢东西，汪荟捡到就交上来等客人来找。”汪荟把钱交到派出所后，作为老板的胡女士奖励了汪荟一部手机，“孩子做了好事应该鼓励。”

　　汪荟说上交这5万块，并非自己不爱财，“我把自己的钱看得很重。”汪荟说，她舍不得花钱，很多衣服是胡同里街坊给的，手腕上一块大得有点夸张的蓝色斯沃琪是一位城管阿姨送的，“这是什么牌子的？”汪荟问。去年1万多元的工资，汪荟几乎一分未动全都寄回了老家。泥瓦匠的父亲和务农的母亲，供养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实在困难。

　　汪荟也在犯愁，还没稳定的工作，帮阿姨跑生意时，因文化水平低，很多税务的事办不明白。但她不想回到老家，和父母一样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她梦想着在地皮不贵的学校附近开个江西小吃店，专做麻叶果、米粉，要用好油，讲究卫生，做放心的食物。

　　这些都是长久的计划，眼前的事，汪荟最惦记的还是寻找失主，那些帖子早就沉底了，从东华门派出所打听还没找到失主，汪荟不无遗憾，“记得那两个人，看上去不富裕，也不知道过得怎么样，还是挺遗憾的。”

　　【榜样说】

　　有良心的人都会像我这样做，我相信人性本善，把自己的钱看得很重，精打细算应该，但别人的钱“绝不能昧下”，否则会良心不安。

　　——汪荟

　　采写/新京报记者 范春旭

　　(原标题：打工女拾金5万 寻失主仨月“被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