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是他的生命
“九一八”事变后，乐嗣炳辞去了复旦大学的教授职务，专心研究中国文化。在此期间，出于自己的专业所爱，他大量收集古籍，不仅如此，他还常去上海的广东路“淘”古玩。据亲友们回忆，当时，乐嗣炳经常去上海的四马路（福州路）淘书，一去就是大半天，回来时黄包车上总是好几捆书。
海南省古籍保护中心曾采写过《赴汤蹈火保卫国家，拳拳爱心保护古籍》一文，讲述了抗战时期乐嗣炳保护古籍的事迹。文中提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2月1日，日本浪人纵火烧毁东方图书馆及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民国时期著名藏书家周越然的书斋“言言斋”也被炸焚，古籍散落，被街头小贩贱卖。潜心研究中国文化的乐嗣炳深深意识到中华古籍和民族文化将要面临危机，于是，他用自己大部分的收入购买流落街头的古籍，即使有的古籍善本价格昂贵，他也会慷慨收集，不惜资金。乐嗣炳的长女乐俊音回忆：“他要把散落民间的文物收集挖掘整理出来，献给国家。”
上海沦陷后，乐嗣炳全家辗转至其妻子杨景昭的家乡——三江县丹洲。离开上海时，家里有不少东西。据家人回忆，乐嗣炳说什么都可以留下，唯有古籍和文物不能留下。从上海到柳州，再到三江县，他们一路保护着二三十箱的古籍和文物不被炮弹轰炸。乐嗣炳的次子乐俊鱼说：“古籍和文物就是我父亲的生命！”
不少人都误以为乐嗣炳“不愁钱”，所以收藏了如此之多的古籍和文物。事实上，视古籍如生命的他生活十分清贫，据乐俊鱼说，颠沛流离到广西后，当时不少学者被生活所迫，都将带过去的古籍和文物贱卖。他家的生活也陷于贫穷，但母亲为了支持父亲的事业，变卖自己的嫁妆和首饰，支持乐嗣炳购买古籍和文物。在丹洲，为了保护古籍，乐嗣炳的岳父还动用了“棺材本”，把自己的寿木拿出来，让他做了十几只可以保存古籍的楠木箱子。全家人的支持是成就乐嗣炳珍贵收藏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