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宝鸡文理学院联合主办的“苏轼与关中文化学术论坛”,于11月9日至10日在宝鸡市凤翔区举办。来自山东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兰州大学等全国40多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80余名学者,按照以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集中梳理研究苏轼在凤翔任职期间的文化、思想、社会等领域的历史贡献。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理事长李公羽应邀赴会,介绍苏轼在地方治理方面的思维与实践案例。
开幕式上,苏轼研究学会会长、西华大学潘殊闲教授发表致辞。他指出,凤翔作为苏轼政治生涯的第一站,其政治与人生实践以及在此留下的遗迹都是凤翔宝贵的文化遗产,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珍视与挖掘。
李公羽以《苏轼区域经济社会治理能力与实践研究——从凤翔府的执政为民到历典八州的法以便民》为题,介绍苏轼在人生职场的第一站体恤民生疾苦、努力为民谋利的地方治理实践,特别介绍了苏轼在此地任职期间,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重视地方治理,强调“官榷于民”,并且提出政府要有实施规划,克服困难,落实制度,努力实现远大目标。
宋代苏轼在《思治论》中说:“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意思是,向最难之处攻坚,追求最远大的目标。李公羽在大会主旨报告中介绍说:宋嘉祐八年(1063),任职凤翔两年的苏轼写下《思治论》,原文约2300字,深刻论述巩固国家政权必须有远大目标规划,并且注重通过制度、程式建设克难攻坚。苏轼在《思治论》中强调,先定好制度和程式,而后才着手实施,这样才能顺应规律,获得成就。苏轼批评朝廷一些所谓新政,开始的议论,十分美好,但公诸于世,最后不了了之。原因就在于没有事先确定好制度与程式,制度建设和治理体系完善方面,没有事先做好。苏轼在文章中明确指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且非特圣人而已。”他提出,要向至高至难的境界攻坚,谋求实现最远大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