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小小的粉红色民情台账卡，将儋州上万农村家庭的家事、难事、愁事，与基层干部紧紧系在了一起。自去年底开始，一个被称为“民情台账”的巧妙联系干部与群众感情、为老百姓纾难解困的新制度在儋州市那大、兰洋、雅星、木棠四镇农村广泛开展。半年多过去了，本报记者连日来在儋州四镇偏远农村走访，聊到这“账簿”，不少农民掏心窝地说起了大实话：“现在干部腿勤了，嘴甜了，遇到事都主动帮办，村里人笑了。”

　　“三点一线”的民情台账成百姓“绿色通道”

　　“可不能轻看这小卡片！我家新房就靠它盖了起来。”6月20日，兰洋镇下田村农民杨有龙用一双大手摩挲着卡片，他快记不清这是第几次领卡了，“每周一干部都会来村里发卡，大伙有难事、有问题，就直接写在卡上，每周五干部会再来村里收回去。”

　　杨有龙第一次填卡是去年年底，这个有着30年党龄的老党员，一直都不太愿向“上头”开口讲难处的，可因为老伴和女儿都有残疾，1980年代的老瓦房又逢雨必漏，实在不忍心让亲人遭罪，他试探着把难处写在了卡片上。下田村委会将卡报送到了镇里，镇政府很快派来干部，投工投料盖新房，不光这样，还帮老杨的儿子找了份保安工作。如今住在新房，老杨说，“可见识了啥叫帮老百姓办事的‘绿色通道’。”

　　民情台账卡，通俗说就是“流水账”、民情记录表。儋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谢盛湖说，市委设计这样的民情台账制度，对应的是在村小组建立工作队，在村委会建立工作点，在镇政府建立工作站，形成一条“工作线”。农民填卡，村小组能解决的问题当场解决，解决不了递交村委会解决，再不行，就上到镇一级政府，直至市政府办公会解决。其实质，是要求基层干部们走村入户，了解农民的家事、难事、愁事与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有的放矢地动态跟踪，为群众纾难解困。

　　“群众的要求、对干部作风问题的反映、对村庄和集体经济的发展建议，都可以通过民情台账反映到村里、镇里乃至市里。”兰洋镇镇长赖小灵说，“民情台账”工作机制分层解决群众困难和诉求。半年来他们发现，70%的难题都可以在村委会一级得到解决。“但这制度对基层干部的触动相比以往大不一样，过去是口头，现在事事有卡记录，要是不帮乡亲解决好，干部自己的脸上都挂不住。”镇干部林诗钦感慨地说。

　　从6月下旬开始，儋州市南丰、大成、和庆、峨蔓、王五、排浦、白马井等7个镇启动“民情台账”机制，加上已试点成功的4个镇，全市覆盖率达到68.75%。

　　台账“上下一条线”，化解乡村“疑难杂症”

　　“现如今因为干部跑得太勤了，农民笑了，狗都不叫了……”农民口中的大实话，是发自对基层干部与乡亲相处越发熟络的感慨。不光是给钱给物，扶助困难的老百姓，过去多年难解的乡村矛盾，如今摆在卡上，也一朝得以解决。这前前后后的对比，原因在哪里？

　　雅星镇文山村的一位村干部说，过去也听到、收到过农民反映的问题，群众口头说的村里能解决的就解决了，但更多解决不了的问题，村里也“没辙”，比如超生孩子的户口、危房的改造、困难家庭的补贴调整，这些本来就不是在村镇一级能解决的，就因为缺乏上报途径，一些问题久拖不决，被“噎”在了村里。民情台账的“上下一条线”方法，恰恰解开了这症结。

　　在兰洋镇社会管理服务中心民情台账工作站，林诗钦抱出了一本本厚厚的建档袋。“农民反映的每个问题解决到哪步了，都标注着处理情况和责任领导，清清楚楚，每件事对应一名干部，农民和干部紧紧系在一起。”

　　兰洋南罗村支部书记梁永朝心有感触，“在下辖的南江村小组，因为一根竹子曾引发了两个大家庭的矛盾，四五年前，两家人架都打到村委会来了，却干着急解决不了，如今这事反映到了民情台账上，村干部全部扎下去，边解‘心结’边帮两家人‘疏气’，大家都知道，这事解决不好，按制度流程要上报镇里、甚至市里，为了不丢全村的脸，村干部们攻坚解难的干劲铆足了。”

　　南江村小组是南罗村最偏远的一个自然村，来回村委会要8公里路，村委会主任肖兆彪不知跑了多少趟，用“拉感情”的办法最终化解了这两家人的怨气，他后来告诉记者，“你都猜不到，我最后跟其中一家执拗的主事人说，老黄，退一步吧，你看我来回摩托车这油钱，抵得上你那竹子吧！”

　　台账渐显力量，强化对干部监督

　　好的机制扶助了老百姓，也无形中增加了干部的“压力”。“过去下村不知道该干什么，现在带着台账卡反映的实打实问题下村，不落实解决好没法交代，人人感觉肩头的担子都重了。”兰洋镇加老村干部钟齐文说。沙田村干部李金安笑说，半年了，从最初卡片回收得像雪片一样多，到现在很多问题得以解决，回收数量下降，我们现在想的就是哪个月去村里收不到卡了，那时心才踏实！

　　民情台账对干部的监督在启动实施的半年多时间里逐步显现出了力量，危房改造指标中就有典型故事。有一次，文芳村农民在台账卡中提出疑问：“村里分配危房改造指标，什么标准？人家说有关系才能拿到，你们给个说法。”为解答好这疑问，村里将申请人员重新进行了困难程度排序，改变了过去只随意贴一贴，把评议结果郑重公示在村里的民情台账宣传栏里，然后再把镇里下发的危房改造指标和困难救助指标按困难程度进行安排。文芳村陈邓友和老伴年逾古稀，唯一的儿子有重度残疾，他家在困难排名中排到了第一位，不但拿到了危房改造指标，也在第一时间完成了低保申请，赶上了去年年底新增低保的末班车。

　　危房公示让“人情账”少了，随之也就没有了“人情指标”，对干部行为客观形成一种监督和约束。

　　而针对一些群众暂时无法解决的现实困境，儋州一些乡镇日前已开始尝试从三公经费中节约资金来弥补这民生亏欠，尤其是对一些历史遗留的民生问题的解决；并开始尝试将民情台账卡由发放给普通民众，增发给乡镇村企业，聆听来自企业的呼声。

　　围绕民情台账展开的一系列探索，儋州仍在进行中。